悬念一：是谁以35万元贿赂球员不进球

　　悬念二：首当被告中国足协为何无反应

　　悬念三：司法介入足坛能否揭开“黑金足球”

　　悬念四：吉利证据会否被法庭采信

　　悬念五：还会有多少人站出来自曝黑幕

　　12月11日广州吉利集团因冲A失败，又对中国足协的处罚不满，宣布退出中国足坛。俱乐部老总在新闻发布会上口无遮拦称：一场球100万元、200万元地行贿却从来没有一个搞足球的官员、裁判员出事。吉利集团甘当“污点证人”与足协对簿公堂揭“疮疤”。13日，吉利集团更是一不做二不休将中国足协告上法庭，而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此案。　

　　退出足坛的吉利集团胆大气粗，让我们听到了以前未曾听到的“猛料”——

　　有证据证明中国足球的腐败、中间人收过我们的钱、中国的一些裁判都有“野史”……

　　这些言论直逼足协的软肋，以法律对足协的人治，以证据直对足协的“惟证据论”。从今年的备战世界杯的决定(不降级)开始，就注定了今年是足坛动荡的一年，在假球风波之后，一年来高烧不断的甲B联赛使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尊严已经不是面临挑战，而是且战且退！在国足出线世界杯之后，中国足坛的问题更加令人关注。　

　　■吉利：舍得一身剐能把足协拉下马吗

　　李书福，曾作诗“千年铁证越秀山，浑身正气天长眼。狗吹黑哨满天飞，吉利直扑鬼门关。”表达自己对绿茵场上的黑暗面的愤怒，作为广州吉利足球队赞助方吉利集团的老总，一句“毙了我也要告”，做出了鱼死网破的架势，并扬言可做“污点证人”。

　　所谓“污点证人”在我国并不是标准的法律术语，是一些媒体和学者借鉴外国法律制度的规定而对某些证人的称谓，所以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制度下，吉利集团的董事长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污点证人”。

　　就吉利集团事件来说，如果其董事长有贿赂裁判的行为并构成犯罪的话,那他在这个行贿案件中就是犯罪嫌疑人。但李书福早已做好了“玉石俱焚”的决心：“牺牲我一个，清白了中国足球，这个代价值得。”

　　而在所谓的证据面前，李书福直言：“我不谈细节，反正那时我们也买裁判，他们也买裁判，大家都被裁判‘吃了原告吃被告’，吉利不打无准备的仗，适当时候我们会拿出证据的。”他表示，给图穆打电话行贿的证据很容易拿到，他对打赢官司很有信心。

　　■翻译披露：35万元“收买”图穆经过

　　在李书福炮轰足协不久，原吉利俱乐部图穆的翻译刘振强，作为事件的直接见证人在12月14日在《足球报》上披露了“图穆事件”：在9月的某个星期二晚上9时30分左右，我照例去外援图穆房间串门。我看到图穆紧锁眉头，心事重重。原来有人给他打电话，以20万元回报要求图穆在星期六比赛中别进球。

　　当图穆表示球队冲A了，也可以得到20万元后，对方在5分钟后又打来电话，加15万元，一共35万元收买图穆。

　　最后刘振强表示此事件乃自己亲历亲闻，绝无杜撰。“知一斑，窥全豹”，至于在甲B联赛中衍生出来这一幕插曲，个中滋味，实在耐人寻味。

　　■控告：策划已久的行动

　　12月13日上午，广州吉利俱乐部将中国足协告上了法庭。吉利集团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递交了控告中国足协的诉状。当他们在法院周围的农业银行里存进了7110元的诉讼费后，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广州吉利俱乐部状告中国足协侵害其名誉权的诉讼。

　　这一次的上诉，距离吉利集团告别广州足坛的新闻发布会不到两天，吉利俱乐部总经理桂生悦承认，这是他们一次策划已久的行动。

　　吉利受罚源于9月29日甲B联赛21轮与上海中远汇丽队的比赛，广州吉利队因对上海中远汇丽队在比赛补时阶段的进球对裁判员的判罚表示不满，同时在比赛没有终止的情况下，广州吉利队擅自离场。自那一场比赛后，俱乐部就一直在酝酿将中国足协告上法庭。吉利俱乐部总经理桂生悦认为中国足协在上海那场比赛后，一直没有就裁判的安排、赛事执法的问题向吉利俱乐部作出明确答复。而且无视吉利俱乐部的利益。但法院认为很难立案，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吉利一直在寻找可以控告中国足协的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就是侵害名誉权纠纷。俱乐部常务副总鲍仲良表示，天河法院接受他们的控告之快，却出乎他的所料，他说：“我们直到上交的时候也是没有底的，法院接受上诉的顺利程度出乎我们意料。”

　　吉利俱乐部在上交给天河法院的诉状中称，2001年10月16日，中国足协向中央电视台等有关媒体提供了内容严重失实的《关于对广州吉利队违规违纪的处罚决定》的新闻材料，中央电视台在体育新闻中对全国进行了全文播发。吉利俱乐部认为，由于中国足协在决定中反映的内容严重失实，造成了原告的名誉受到了严重侵害。作为新闻材料的提供者，中国足协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吉利一位人士认为：“从名誉权入手只是我们的第一步，一旦控告成功，我们将考虑从其他方面追加对中国足协的处罚。中国足协在这件事中所采取的态度，中国裁判在那场比赛中的执法表现，都可能成为我们控告的元素。

　　换句话说，我们跟足协的纠纷不止是名誉权的纠纷，只是名誉权是我们目前最后的切入口罢了。”

　　吉利认为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原告的名誉权侵害。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并在中央电视台或全国性媒体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万元。

　　吉利集团的常年法律顾问楼韬律师认为，天河区法院受理此案是中国司法实践的一大突破，在法制建设日趋健全的中国，任何行业都必须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同时，这场诉讼可能会涉及中国足坛的许多内幕，“吉利”方希望通过本次诉讼，使中国的司法介入中国足坛，让中国足坛从此置于中国法律的监督之下，而不是用“行规”来取代法律。如果吉利起诉成功，吉利保留通过这次起诉追加起诉的权利。中国足协从来没有成为被告，这次要给那些在黑暗中徘徊的人们一个警示，没有不能告的，作为中国足协的会员，他们可以以行规来处罚俱乐部，但是如果他们的处罚超出了中国法律的界限，那么中国足协也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

　　据悉，广州市天河法院将在受理后的一周内向中国足协寄出传票。桂生悦这几天一直在杭州的楼韬律师的事务所就接下来的开庭做最后的准备。吉利集团的控告也得到了兄弟俱乐部的声援，浙江绿城俱乐部也在12月1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对吉利俱乐部工作的支持。

　　■吉利曾在裁判身上花了几十万元

　　在12月14日，吉利集团又在杭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俱乐部的老总再曝贿赂裁判内幕，面对来自全国的数十家媒体，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原广州吉利汽车俱乐部总经理桂生悦会同浙江绿城俱乐部董事长宋卫平再一次大揭中国足球裁判的底。

　　李书福首先对中国足协发难：“我们有那么好的球员，但却没有把他们的能力发挥出来，这跟规则、比赛的公正性、管理足球行业的组织结构很有关系，管理这种不合理的结构一年几十亿元的开支，滋生腐败是难免的。”

　　似乎是为了印证李书福的说法，宋卫平承认自己曾做过场外工作：“我承认做过，力度还不小，这我跟阎世铎也坦诚过。说实话，我做生意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送过这么多钱。但在入足球界后不久，我和俱乐部就达成了共识，应该送钱。”

　　宋卫平还透露：“当初聘请谷明昌时，我就对谷导说，我们这个队不要做场外工作，不要送裁判钱，在没有正式签订合同前，谷导答应的很好，但在一场比赛后，他就告诉我，‘给裁判的钱，你是不能不给的，走遍天下你都要给。’我就问他要多少钱，他说主场6万元，你必须给，天下都这样。”

　　主场给6万，那客场呢？宋卫平起先没有说，等到李书福说了句“客场给一点，希望能买个公平”，宋卫平才继续说：“客场有多有少，但最多的时候，我们给出了6位数。”

　　说完这些后，宋卫平很有感触地喟叹道：“有很多场，我看的时候很悲哀，也很矛盾，结果都是预定好的，看着欢呼的球迷，我很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在犯罪。”

　　而对于送钱的方式，这些老总也都轻车熟路，据桂生悦介绍，一般在比赛前，都会有许多莫名其妙的电话打来，这些人都自称是主裁判的代理人，报出不菲的价钱后，这些人都保证能把比赛搞定。而俱乐部根据这些人的可信度，选定其中的一个，一般由接到电话的那个人负责把钱送出。桂生悦同时表示：“这一笔笔钱，我们都记录在案，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给了谁，上面都写得清清白白。如果法院需要(吉利已把中国足协告上法庭)，我们都可以给，怕就怕没人需要这个。”

　　不过这些钱到底最后有没有全部到达裁判手上，桂生悦表示，他也不太清楚，“当然其中肯定有受骗的。不过看效果是最保险的。”

　　桂生悦进一步解释道：“事实上，每场比赛的要求不同，给的钱也不同，必须拿下的比赛拿不下，裁判到时给个点球，这样的价码肯定远远高于只要求裁判控制场上局面的。”

　　有记者问桂生悦在一个赛季到底在裁判身上花了多少钱，要一个点球又要多少钱，桂生悦回答说：“点球的钱我们没给过，总共多少金额我也记不清了，得回去查查记录，但应该有几十万吧。”而李书福却表示：“为了这些钱，我们连账也做不平了，前几天审计局还刚来审计过。”宋卫平也一再声称请某些裁判当心，千万不要以后因为经济问题落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同时他也留了个令人关注的尾巴：“我会在合适的时候公布收钱的裁判名单。”

　　■足协：沉默是金还是无奈的回避

　　对于吉利集团的指责，足协新闻官董华12日谈了三点看法。

　　不过中国足协在事情进行到第4天后态度仍不明朗。昨天当记者联系上董华，并准备就有关吉利状告足协一事采访他时，董华告诉记者：“在足协未收法院传票之前，我不会发表任何评论。”足协在吉利炮轰面前采取了沉默的态度，至于这是暴风雨前的静寂，还是无奈的回避记者不得而知。　

　　对于中国足协对于吉利的态度，《青年体育》报总编毕熙东指出：“中国足协对吉利的态度不严肃。根据足协的有关条文规定，一旦某支有晋级资格的球队有问题，就该按顺延递补的原则让其他球队取而代之，按照这样的规定，没有假球之嫌的吉利队就该成为另一支获准升A的球队。然而莫名其妙的是，中国足协找出一个什么‘吉利队在本赛季甲B联赛最后一轮与上海中远一战中罢赛20秒’为由，剥夺了吉利队晋级的资格。其实，对于罢赛，足协也有着明文规定，有具体的处罚条例。无论晋级规定也好，还是罢赛处罚规定也好，都是足协自己制定的规则。结果问题出现了，规定却被他们抛在脑后，具体操作完全成了人为操作。”

　　毕熙东的另一番话更是耐人寻味：“体育界领导们的观念还停留在50年代，完全是计划经济下的行政干预，他们也只会这个。因此才会出现‘前脚定规矩，后脚便不管不顾’的可笑事情。明明知道市场经济是要通过法规来规范的经济，但在执行上却把这些忘得一干二净。”

　　■行政干预成为钳制足球事业发展的绊脚石

　　广东足球在中国足坛曾显赫一时,曾同时有三支队伍在甲A联赛中征战。

　　但现在只剩一支。对此毕熙东认为，广东足球从昔日的繁盛到今天的衰败，从规模浩大到今天没有人想搞是有着根本原因的。作为先锋，广东一直走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足球作为改革的对象之一，自然也会招来众多商家的目光。然而与置身于足球事业的商家事与愿违的是，中国足协的管理与经济运营严重脱节。行政干预成为钳制足球事业发展的绊脚石。于是，广东的商人们认识到，将资金投入到足球不值。渐渐地，众商家纷纷退出足球事业。要知道，没有了经济做后援，足球显然玩不起来。足球经济运转不起来，人力资源外流，势必导致青少年足球培养跟不上来。

　　不过也有人担心，这几年广东足球本来就不是很顺，朝中无人更是使他们在中国足协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一位广东足球界的资深人士认为：吉利这样做，对于广东足球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吉利这样做也许从刚开始时可能获得一定的利益，但是历史将证明他们这样做是错的。对此，吉利俱乐部的一位人士认为：“当地足协现在所处的境地的确非常尴尬，但是从长远来说，我们这是在为广州足球争气，广东足球这么多年来一直成为别人欺负的对象，现在我们站起来了，我们要反对，我们这样做是为广东足球争取地位。”　

　　■律师：足协有举报责任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指责中国足球黑假内幕，司法机构能不能凭这些事实介入足球，有律师解释说，如果足协以自己没有司法权限为由，对吉利所指出的问题无动于衷这是不对的。至少有一点，俱乐部是足协的会员，自己的会员出了问题，足协有义务也有责任去调查一下。比如，吉利俱乐部表示一场球100万元、200万元地行贿，足协有关部门就有义务向吉利俱乐部调查清楚，到底谁向谁行贿了；再例如，吉利俱乐部承认曾经给裁判送过钱，足协就应该向吉利俱乐部调查，钱到底送给哪位裁判了，送了多少。

　　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石献智认为，就吉利起诉足协侵犯名誉权的这个案件来说，其麻烦之处在于足协的行业管理权与法院的司法审判权的界限如何把握。从本质上看，吉利对足协的处罚决定不服，属于对行业管理组织的处罚决定不服，自然的救济途径应当是提起行政诉讼。但由于足球领域行业管理的特殊性，俱乐部对中国足协的行业管理行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吉利如果提起行政诉讼可能会遇到比民事诉讼更多的障碍，从这个角度看，吉利集团以与足协是平等主体的身份提起民事诉讼倒不失为一种聪明的选择，至少在形式上较易解决司法程序的进入问题(但如果从中国足协章程看，足协与俱乐部的任何争议都是不允许提交法院的)。

　　■说我炒作谁解个中滋味

　　在吉利将中国足协告上法庭之后，中国足协内部有人断定：“这就是炒作、炒作它们的汽车。”李书福听罢表示：“他们这么理解是情有可原的，我只是向公众澄清吉利集团的冤屈，只要能还中国足球纯净环境，我下地狱都不怕？”吉利集团是在11月被收编入中国机械总局的行业目录的，这意味着吉利集团历时8年后终于可以推出自己的合法产品了。桂生悦说：“如果说我们是对自己的汽车产品进行炒作也可以，毕竟当年搞足球也是为了扩大企业知名度，但吉利集团并无故意炒作之意，我们要打败中国足协这个专制机构。”

　　“说炒作的人是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的经历，在我们的身边还有那么多的民营企业，我想我们的牺牲对于他们是一个贡献，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责任，炒作只能算是顺带的。”

　　吉利集团下一步还要做什么？李书福与桂生悦在接受采访中均表示：

　　“我们花了一个月时间准备材料、证据，这个官司一定要打下去，我们要玩真的，我们有‘秘密武器’，法院已经立了案，我们都要出庭陈述。”

　　■被打开的潘多拉盒子还能冒出什么

　　已是深冬的外面在发生着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寒冷得许多许多……

　　今年有多家企业退出了足坛，宏远不玩了，卖给了青岛海利丰；立飞不干了，卖给了甘肃天马。今年俱乐部的动荡比往年尤为激烈，这是在国家队冲击世界杯成功的一年里，反而会出现这种情况，让人又觉得这里面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中国足球难道仅仅是打入世界杯决赛圈就是完成任务么？是联赛长久还是世界杯四年一次的亮相会长久，这就是今年2001年，中国足球遭遇“告别的年代”。　

　　吉利状告足协的走势如何，各方看法各异。但之所以问题出现，从根本上讲，是整个中国体育大环境造成的。换句话说，中国足球的大环境总的来讲是改革中所有领域里，发展得最慢、最保守的领域。

　　目前中国足球太需要有一次真正具有意义的事件，迫切需要司法的介入。

　　吉利集团背靠法律之剑打开了在圈外人看来神秘的潘多拉魔盒。足坛的黑幕到底怎样，圈内人公认的地下交易原则因这一事件也许不久将逐渐大白于天下。在短期内足坛内部的问题给人的冲击也许令人瞠目，但正如潘多拉魔盒打开后虽会冒出各种各样的丑恶，而中国足球的希望也就此凸现。　

　　正如一圈内人士所言，中国足坛不经历这样的动荡也就不会有云清月明的一刻。中国足球要对得起“职业”二字惟有依赖法律的规范，只有在经历了法律的规范之后才能走上成功的商业化经营之路。惟有此道才能使足球真正带给我们游戏的快乐。(贾红兵 肖赧 南方 李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