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巷尽头

　　作为运动员而言，最辉煌的成就可能就是站在奥运会最高领奖台上；而对于一个父亲而言，最辉煌的成就也许仅仅是靠一双手，养活了一家人。

　　这里讲述的不是奥运冠军的故事，这里只讲述了父亲的汗水，还有眼泪。

　　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他们始终在颠簸在流浪，他们的理想也渺小到只是：踏踏实实挺直腰杆做人。

　　在奥运冠军和一个木匠一个纽扣商人之间，究竟谁更伟大？

　　有时候，我们都无法判别。

　　有时候，生活重点只是一枚纽扣

　　这是一个完全只属于纽扣、拉链和蕾丝的地方，“老板，来两袋纽扣”或者“便宜点啦”之类的吆喝声组成了这里的全部旋律。在广州杨巷路远宏服装辅料市场，2004年9月6日，下午三点，编号为1148的档口档主朱远有刚刚满脸堆笑地送走一个顾客，那个花了16元买纽扣的顾客或许不知道，眼前这个长相平实的纽扣档老板有一个最近名震中国的儿子：21天前，来自浙江永嘉的朱启南在雅典为中国赢得了一枚射击奥运金牌。

　　他最初的想法仅仅是让儿子多读点书，有点文化，儿子当上射击奥运冠军多少有点让他意外，当然，也仅仅是一次意外之喜。

　　平实、典型的温州小商人，这就是朱远有给记者第一印象的全部，只有在谈起儿子时，他脸上的职业性微笑才换成那种由衷的自豪感。一天前他才刚刚从老家浙江回到广州，在家乡有一个隆重的庆功会，锣鼓、彩带、各级领导的接见以及夸奖，朱远有甚至还被带上了一朵大红花。回到广州，一切似乎变得更真实起来，纽扣档才是生活重点，无论这个档口多么狭小而且简陋，但这里养活了一家人，包括一个奥运冠军。

　　朱远有的纽扣档只有三平方米，而且这个所谓档口，只是用两边铁架和墙焊在一起，另一面就算是大门了。由于面积实在太小，营业执照就挂在档口顶部，用铁丝固定。不搭把凳子从下往上就能依稀看到“广州市荔湾区远有辅料饰品店”这几个大字。左右两边则挂满花花绿绿的纽扣，最便宜的一袋100粒只要五毛钱，最贵的一个也就两三元。“靠量取胜嘛。”朱远有很简洁地讲述自己的生意秘诀。一张木头桌子和一把塑料小凳就是档口里的全部办公用品，桌子就算是办公桌了，抽屉装钱，上面有台来电显示电话，这是和外界联络的主要手段，生意看起来还不错，记者在档口采访不到一个小时里，就有七八个电话打过来，都是联系生意的。

　　谈起儿子，朱远有的快乐是无法掩饰的，“2002年进省队时不满18岁，第二年就在长沙拿了全国冠军。今年初拿了亚洲冠军和世界冠军后，这次又拿了奥运冠军。我真没想到儿子跳得这么快，真像做梦一样。昨天见儿子时，他说，现在不打枪不舒服，越打越有劲，就等2008年再拿奥运冠军。”

　　朱远有的确有理由骄傲，15年前他和妻子一起南下广州，路费都是找亲戚朋友筹借的，来自永嘉农村的朱氏夫妇没有文化，妻子不识字，朱远有也只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和极少数简单的字。因为没文化穷怕了，朱远有铁了心想让儿子好好读书，“我没文化，不能让儿子也没文化。”一件小事让他发现把儿子朱启南留在农村读书可能会事与愿违，“有一次去儿子学校，在教室外面听见他们老师对学生说：‘你们上课，我去田里劳动了。’后来听儿子说，他们老师常这样，扔下学生，自己下地干活去了。也不能全怪那个老师，他们家上有老下有小的，全靠几亩地，人要吃饭呀。”

　　儿子没有成为优秀学生而是奥运冠军应该说有点背离老朱当年的初衷，1992年，朱远有决定把朱启南送到温州市去读书，地方规定要交2000元的“进城费”，在广州还处在挣扎状态的朱远有那时当然没有这笔钱，又找朋友借钱才算把朱启南“送进了城”。“那时真的很穷，2000元都拿不出来，”点燃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朱远有的眼光投向缭缭升起的烟雾，似乎又回到了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2000块呀，当时就一点办法没有。现在2万都不算大数目，知足了，有时比比过去，越想越高兴，觉都睡不着。”

　　跟谈论奥运冠军的儿子时相比，这时的朱远有是更多更厚重的骄傲和满足。

　　他在接到儿子电话的时候曾经哭过，他也曾经为儿子的那一枚金牌激动过，只是，他还是选择一个人体会离别和流浪。

　　离档口不到300米的杨新巷七号就是朱远有在广州的家了，房子是租的，月租2800元，一幢两层的旧屋，整个小巷都是四五十年代西关民居建筑，八十年代翻修过。这里显然不算豪宅，但因为朱启南的缘故，杨新巷七号绝对算这一区的知名点。记者在询问朱家对面的居委会保安员，朱远有是不是住在这里时，身穿迷彩服的保安员一脸茫然，等记者再提示他就是奥运射击冠军的家时，他才恍然大悟，“没错没错，就在对面。”

　　朱远有家一楼是纽扣仓库兼接待室兼厨房，二楼是主人的卧室，一楼大部分地方都堆满了装着纽扣的塑料袋，从大门口一直蔓延到屋内，纽扣袋倒建成了一条从大门到客厅的狭窄过道。没有安装空调，炎热的客厅里只有一台吊扇和一台落地扇作为消暑设备，平常吊扇都不开，只开落地扇。一台旧彩电躺在布满灰尘的桌上，电源开关按键缺了一个角，电视机旁是台旧式传真机，这已是整个仓库式客厅里最值钱的家电了。

　　仓库最尽头是厨房，几块塑胶板就搭成一个临时卫生间，朱远有的大嫂正在忙碌着准备一家人的晚饭。一盘豆芽一盘炒肉丝还有一盘白菜，这就是朱远有一家人和两个雇工的晚餐食谱。朱启南其实很少呆在这个广州的家里，在朱远有夫妇来到广州时，8岁的朱启南留在家乡，从学校到省队，再到国家队，他独立地一路走过。

　　“想儿子吗？当然想。”说这话的几分钟前，老朱刚刚接了一个电话，是儿子从香港打来的，一批奥运冠军到香港参加庆功会，当晚6点还有电视直播，朱启南打电话只是为了给父亲报个平安，放下电话，老朱一脸满足，“曾有记者问我如何培养儿子的？我哪有培养他。儿子挣气，我也就只有开心的份，最近就觉得脚上像踩了风火轮，走进路来都特别轻快。”

　　儿子的话题，有时谈起来也会非常沉重。“好几次，他妈一接儿子电话就哭，我后来干脆就不让她接了。有时自己也忍不住，有一次，儿子在省队打电话问我‘爸爸妈妈，你们想我吗？如果想我就来看我吧，我也很想念你们。’但我们那时哪有时间，生意这么忙，丢不开，只好电话里安慰一下他。”说这话时，朱远有用手轻轻地擦了擦眼角。“当初我开档口就是为了养活孩子，孩子怎么长，将来工作怎么样，将来怎么发展，一直替他们操心。儿子的事业我不明白，但那天奥运比赛，儿子打的枪，一枪枪我都看了。最后一枪时在电视上看到儿子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头，就想，儿啊，千万要挺住啊。结果他打了个10.8环，当时我就跳起来，对着电视说：‘儿啊，这枪打得真好、真妙！’可惜他听不到。”

　　六年前，朱远有在温州买了套房子，朱启南还有两个妹妹，一个17岁，一个16岁，还在读初中，都留在温州，“为什么不把他们都接到广州来呢？”“我们都不识字，呆在家里也就是给孩子烧两顿饭，倒不如让她们从小自立。”或许在远见之外，老朱还有一层顾虑没有说出口，他一直在异地颠簸，1989年刚到广州时在沙河一带卖纽扣，后来攒了点钱到中大布匹城，九年前又转到杨巷路，一住就是近十年，但还是要经常搬家。

　　跟一个奥运冠军的儿子相比，一个孝顺的儿子更让他觉得自豪，他没指望过什么奇迹，他只想儿子和自己一样，踏踏实实地做人。

　　曾有客户问过朱远有：“老朱啊，你儿子拿了冠军，是不是不再做纽扣生意了？”朱远有说，不会，他会继续作纽扣生意。儿子夺金牌，他替他高兴，也觉得自豪，但儿子是儿子，不想用朱启南的奖金及名声来发展生意。“儿子昨天在广州对我说，他准备捐些钱给希望工程，还有家乡水灾等。我完全同意，我一年赚个二十来万，干得开开民心。房子、生活都没问题，如果女儿来广州的话，就在广州买套房，但女儿说，如果她们来广州，以前的同学朋友就都没有了，我就随她们的意思，不强求。我们老俩口从没打算依靠儿女过下半辈子，生意会一直做下去，直到我们做不动为止。”

　　朱远有在采访中一直强调，儿子夺冠跟自己没有太大关系，是国家培养和个人努力的结果，他不想沾这个光。有人向他建议，利用儿子的金牌，把生意搞大一些，他当时也动了一下心，但马上把这个想法给否决了，“这样影响不好，我的儿子不能掺入到这里，这里是小本生意，没多大前途。儿子要做，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做大企业的广告。纽扣这种东西太低档了，没意思。”

　　在这条小巷里的每一个采访者都会向记者重复这样一句话：“老朱这人，老实、勤劳、节俭。”而谈到对朱启南的印象时，都是一个词：孝顺。今年国家射击队在广州集训时，朱启南的爷爷也到了广州，朱启南向射击队请了半天假来陪爷爷，老爷子在家乡山区呆了一辈子，从没见过飞机，对广州其实并不熟悉的朱启南到处问人，才带着爷爷去逛广州。“我们家教育孩子就是要踏踏实实做了，拿不拿奥运冠军倒没什么，但有一点更重要，什么时候都得做个好人。”实在的话，老朱没有说什么大道理。

　　有报道称朱启南的奖金有200多万，朱远有笑着说：“哪有那么多。已经知道的是：香港霍英东奖励金额约有75万元，我在杭州问过儿子，他说，国家要一半，个人得一半，还要交20%的税。实际大概不到30万。国家奖励20万元，免税，浙江省奖50万，交15%的税，扣去这7万多，还有40多万。目前知道的实际奖励金额也就90万。儿子说，奖金得捐一些给希望工程，还有家乡救灾，还有给浙江射击队也得捐点。我对他说：‘该做的就一定得做，我们不缺这个钱。我有生意，能养活自己。’”

　　朱远有的生意可能不仅仅是达到了养活自己的高度，实际上，他的纽扣档应该说经营得相当出色。按朱家隔壁档口温州老乡的说法，“老朱一年要赚五六十万，但穿得朴素，也不打牌，还不是生活得那么艰苦。我们温州人是有钱，温州人勤劳、节俭，不像广州人，有钱就吃喝玩乐，享受去了。”

　　在2004年3月以前，朱启南每次从广州射击集训地来探望父母，都是乘坐老朱安排的“摩的(载客摩托车)”，从不叫计程车，负责接送朱启南的司机指着自己那辆相当破旧的摩托车笑着对记者说：“每次儿子来这里，老朱都安排我用这辆车接送他儿子，现在想想，我的摩托车也有身价了，怎么说都曾是奥运冠军专车。”

　　今年3月，朱远有买了部本田轿车，2.4L，花了32万，他说为了儿子今后在广州出入方便，也安全。“本田车本来只要20多万，要订购，下半年才有车。我要现货，贵几万元就贵吧，320531元，全包。清晰地记得本田车准确价格的朱远有花三十多万买车，但觉得停车费实在太贵了，“一个月要600元呢。”

　　6点了，天渐渐黑了，老朱比平时早了一个小时收档，因为还得回家看电视直播。从老朱踏进杨新巷开始，就不断给小巷两边的街坊打招呼，这条有着旧广州西关风情的小巷里，老人在悠闲地散步，小孩在欢快地玩耍，朱家对门的士多店前，一桌麻将也正激战正酣。记者阵容庞大的摄影器材显然吸引了这条小巷居民的注意，甚至有了围观者，而老朱就像个凯旋的英雄被簇拥着回到了租来的“家”。

　　电视上已经开始播放奥运冠军香港庆功会，那间仓库兼客厅里早就围满了人，屋顶的吊扇、地上的落地扇全部打开了，满屋的人正热切地盯着电视，寻找屏幕上的朱启南。电视里的歌声、人群的交谈声，还有电扇旋转的声音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人太多，地方太小，朱远有只好远远地站在一个角落里看电视。屏幕上终于出现了朱启南的身影，老朱掏出烟，点上一根，惬意地吐了个烟圈，眼睛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电视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