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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玩儿足球的就和汽车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难怪,在现阶段国人还将汽车视为奢侈品的大环境下,提前步入小康的球员们自然早已让汽车成了自己的“生活必需品”。但有了车的日子并非都是阳光灿烂,仔细回顾一下,球员与车祸联系在一起的例子还真不在少数,作为高收入阶层的他们颇有些车祸“高发人群”的味道!
曲乐恒
2000年4月26日晚间,辽宁队的曲乐恒、张玉宁、王刚三人发生车祸。事发时他们所乘坐的是一辆灰色起亚轿车,车牌号为“辽AZ5036”。事故发生后,三人中数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没有系安全带的曲乐恒伤势最重。自此,年仅23岁的曲乐恒就终日和轮椅为伴,面对有可能终生瘫痪的命运。
范志毅
2002年3月9日,范志毅在上海虹口足球场踢完中远与申花的德比战后驾车回家,在高架桥周家嘴路下匝道口附近,一辆帕萨特轿车突然向左变道欲强行超车。此时范志毅驾车正好在外道行驶,见帕萨特突然变道,马上踩了刹车。被惊出一身冷汗的范志毅马上借右道绕到帕萨特前面停住,下车质问。事后,范志毅承认自己动手打了帕萨特司机。
今年3月29日晚,范志毅再次因为汽车和人动起了拳头。据被打的出租车司机介绍,“他(范志毅)想超车,但当时情况不允许我让路,我就没有给他让路。到一个路口时红灯亮了,范志毅的车跟了上来停在我旁边。这时,范志毅从车里跳下来后一把拉开我的车门,二话不说挥拳朝我打来。他的拳头老狠的,我在车里面完全被打蒙了。”
姚健
2003年7月26日,24岁的北京大学瑞典籍留学生亨里克森乘出租车与肇事司机张勇驾驶的小客车相撞后死亡。经交管部门认定,张勇与出租车司机负同等责任。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小客车登记的所有人为前北京现代队门将姚健,姚健虽称已将车卖出,但未办理过户手续。随后,姚健被判决垫付死者家属17万余元赔偿金。
矫春本
今年5月11日,青岛中能队教练矫春本撞死环卫女工刘火芳,随后矫春本被拘留。事故发生在凌晨5时,当时刘火芳与同为环卫工人的丈夫蔡富兵,一起在高雄路清扫马路。清扫到高雄路车站附近时,一辆飞驰而来的旧款凌志轿车将她撞出了十几米远,刘火芳当场气绝身亡。
围绕矫春本车祸事件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是否属于酒后驾车。青岛市交警部门对矫春本血液酒精含量的检测结果为20毫克/百毫升。按照交通法规新标准规定:车辆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20毫克/百毫升为酒后驾车,大于或等于80毫克/百毫升为醉酒驾车。最终,矫春本被判向死者家属赔偿43万元。
曲圣卿
当地时间6月11日,现效力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联队的曲圣卿在阿德莱德郊区遭遇车祸,所幸并无大碍。当天,曲圣卿和队友去当地麦克拉伦山谷的一个红酒庄园参加“红酒节”。完毕后,在回来的路上横穿马路时,正好一辆卡车经过,曲圣卿因为走在最里面,视线正好被其他人挡住,所以闪避的时候稍微慢了一点。因此头部和一只耳朵被刮了一个口子。事故发生后,肇事卡车司机和另外两名队友马上叫来了救护车,将其送往医院。
李福长
李福长、刘桂庆、于东三位裁判在去年10月30执法完浙江绿城对湖南湘军的中甲联赛后,于次日清晨乘面包车赶往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在收费站附近被一辆出租车“挤”到“安全岛”发生车祸,受伤最重的是大连籍边裁李福长。至今,李福长仍躺在病榻上。
足球界为何成为“高发人群”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球员的收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最早利用金元政策的是大连万达的王健林,1994年的第一轮比赛,王健林带了8万元现金随球队出征延边,那场比赛,大连万达以3:1战胜延边,王健林当时就把8万元现金分给了队员。王健林回忆说,“当时许多球员都睡不着觉,一个球员甚至问我,这是不是在做梦。”
真正的烧钱浪潮汹涌而至是随前卫寰岛俱乐部进军甲A开始的。1997年,前卫寰岛斥巨资引进高峰、姜峰等人,并聘请施拉普纳担任主教练。随后的1998年,前卫又以235万元创纪录的价格买下彭伟国,以200万元买下符宾。球员身价提高,他们的年薪也水涨船高,到了1999赛季,个别球员的收入已经超过了300万元。从1999年到2003年,可谓球员收入的黄金时期,一些球员的收入畸形偏高,甚至突破了500万元。高收入自然造就了高消费,这其中汽车消费占的比重很大,甚至连一些刚进入一队没多久的小球员都能买得起四五十万元的高档轿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夜暴富的球员自然要“开好车、开快车”,而他们出事的概率自然要比常人高出很多。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由曲乐恒、李福长两人的事例可以看出中国足球界在风险意识上的空白。由于体育运动本身的高风险性和生命周期中收入预期的短实效性,在成熟体育市场中,都应该有一个健全的人身保险体系来维护和保障运动员的安全。然而,在我国,这样的保险体制尚未健全。去年的一份调查显示,约30%的运动伤残损伤进不了国家工伤条例范畴,即不能被认定为工伤。可以说,与运动员日趋严重的伤病情况相比,中国体育事业的工伤保险措施显得异常薄弱,原先的举国体制下,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的“伤残条例”进行套用的体育伤残保险制度已
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专业体育、职业体育和业余体育等方面出现的新变化,而曲乐恒、李福长的遭遇也让人们看到了体育保险制度改革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