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的一个傍晚，和天津队领队乔世彪“通电话”，当时球队刚放假不久，他自己基本还是天天到俱乐部上班，连续几天都有会开，同时准备着稍后和主教练刘春明一起去东欧考察外援的事儿。就快说“再见”挂电话的时候，乔领队说还有一件事儿，是闲事儿，最近他和刘春明打算请天津媒体报道球队的记者们吃顿饭，至于原因，往“好听”里说，是对大家一年来宣传、报道天津队的一种谢意；往“好玩”里说，按照他自己半开玩笑的解释，“我知道我当领队有时候不好说话，可能给大伙儿的工作制造过麻烦，也得罪了不少人。”

　　乔世彪去年9月被俱乐部任命为领队的时候，中国足协还没对外宣布取消降级，天津队的保级形势微妙中透着危险，那会儿曾经很想找他这位新领队聊聊，但是他说自己既不太熟悉情况，也实在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就这么拒绝了。从给球队内部完善管理制度开始，乔领队进入角色很快，不过不管是外人，还是天津队里那些打了多少年交道的队员们，也很快发现乔领队的脸比此前他专门负责俱乐部梯队培养工作的时候“素”了不少。转眼一年多过去，2005赛季结束，终于约乔领队比较深入地聊了一次，其中“大篇幅”地聊他自己，之后才忽然发现，从当领队开始，好像这是他面对媒体第一次没有拒绝在谈足球之外谈到他自己。

　　“去年让我当领队，我基本没犹豫就干了，可今年又任命我当俱乐部副总经理，我可是到现在几乎都没这个概念。”

　　乔世彪当上天津队的领队，是去年联赛中期的事儿，那时候天津队正处于一个困难时期，主教练戚务生和助理教练李华筠相继离开球队后，原来的领队刘作云也因为爱人身体不好需要照顾而离开了球队。在刘春明以教练组组长身份全面接管球队后，为了解决教练班子只有三人，工作压力太大的问题，原先负责俱乐部青少年和技术两项工作的乔世彪，逐渐开始协助一线队做一些诸如探营考察对手的工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则较之以往更多地深入球队，担当起领队需要做的一些思想和“人事”工作。就这么凑合了一阵子，俱乐部越来越感觉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球队还是必须有一个专职的领队，于是在一番酝酿和考察之后，初步圈定了5个领队的候选，乔世彪是其中之一。稍后一度有传闻说新领队已经定了，可过了没几天，传闻中的新领队没上任，俱乐部高层却把乔世彪找去很正式地谈了一次，告诉他准备任命他为球队的新任领队，协助刘春明工作。后来乔世彪说，和刘春明在接不接天津队的问题上考虑再三不一样，俱乐部让他当领队，他基本没犹豫就答应了。

　　———从当球员退役之后，我差不多没在一线队呆过，更没当过什么领队，所以俱乐部找我谈让我当天津队的领队，这份工作本身对我是全新的，我没有任何经验。不过从1999年到俱乐部也是好几年了，虽然没有深入过一线队的工作，但是一线队的情况我并不陌生，不需要一个很困难的熟悉过程，另外我和春明一直关系都不错，我们之间也用不着刻意地相互熟悉，或者藏着掖着地相互防备，考虑到这些有利于我开展工作的先决条件已经具备了，我基本没犹豫，就答应俱乐部去球队当领队了。

　　我也不知道一个新领队正常的工作切入点应该是什么，反正我记得我去球队报到第一天，先是给教练组开了个会，表明态度以后教练组内部要多开会、多沟通，对外必须是一个团结的声音，但内部也一定要有不同的声音，不能凡事儿都刘春明说了算，他说东大伙儿不说西，要是那样就等于是把春明害了，也把这球队害了。在球队管理方面，我上任之后马上着手修改和强化队内的规章制度，不仅贴在墙上，还发给队员们每人一份。说心里话我觉得我当领队进入状态挺快的，不过今年俱乐部可能是出于更方便管理队伍的考虑，又给我增加了一个俱乐部副总经理的头衔儿，好多人还恭喜我，我可是到现在都没这个“官儿”的概念，我明白，这个副总俱乐部让我当或者不让我当，我都是干一样的事儿。

　　“我当领队之后，队里至少有半数人被罚过款，我早就做好了得罪人的心理准备，不过要论挨罚最重的一回，其实还是罚我自己。”

　　乔世彪当领队之前和刘春明很熟，同样和天津队的大部分队员也很熟，在大家的印象中，他是那种见人就有笑模样，轻易不爱着急的人，再加上领队这差事，要说干，好像有的是事儿可干，要说不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能过得去，种种原因加在一起，使得乔领队上任之初，在队里几乎没引起什么反响，好多队员都觉得，可能就是以前更多是在俱乐部的办公室里见他，今后更多是在球队的宿舍里见他罢了。不过没过多长时间，大伙儿就醒过味儿来了，乔领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好说话，说好听点儿，他是带着“制度”管人来的，说不好听了，他是带着“罚款单”监督人来的，因为他在队里公布的那些制度，每条儿后面几乎都跟着一旦违反的罚款金额。没过多长时间，队里就接二连三地有人被罚，最高5000元的罚款不是个小数目，闹得大伙儿有一阵子互相开玩笑，都经常把“交钱去”挂在嘴边。

　　———我去年刚到队里工作，马上就把完善和强化制度放在第一位，决不是和大家过不去，那会儿中国足协还没有宣布取消降级，天津队的成绩不太好面临很多困难，外部足球的大环境也挺乱，队员们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举个例子说，有的比赛我们的一名队员上半场还在场上踢球，下半场被换下来之后，没等比赛结束，就已经坐到电视台的演播室里做节目去了，这正常吗？平时训练、归队总有人迟到，教练一问就随便找个理由应付应付，这正常吗？当时我觉得球队要想走出困境，首先大家必须有团结的意识，必须把心思都放在训练、比赛上。

　　我重新制定了球队内部的管理制度之后，贴在宿舍的墙上一份，还发给教练、队员每人一份，平时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违反了制度得罚多少钱，统统白纸黑字写着，大伙儿执行就是了。比如平时请假的问题，制度写得清楚，训练的时候请假，找主教练刘春明，其他时候有事请假就找我，只要理由充分，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可就是不允许随随便便就找不着人的情况出现。我知道刚开始立规矩大伙儿还不太适应，可后来有一回球队去客场比赛，集合发车的时间就要到了，就差一个咱们队的国字号球员还没上车，我正琢磨他又离挨罚不远了的时候，车上有队员眼尖，指着楼门口说他来了，大伙儿一看可不是，这名队员扛着自己的大包一溜小跑就来了，上了车还紧着“描”自己没迟到，当时我心里直乐，要搁以前，可能他还溜达着呢，有这几步跑，看来制度是深入人心了。

　　我没仔细统计过，不过估计这一年多挨过罚的教练、队员绝对超过了总人数的一半，这么做肯定得罪人我知道，不过从我到队里工作，我就没打算过这领队能一干五年、八年，要是那么想，可能我就当“和事佬儿”了。其实说起来队里一次挨罚最重的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今年联赛第六轮我们客场去深圳比赛，环节上一疏忽买的机票时间出了错到机场才发现，赶紧找办法补救到了深圳之后，我马上在队里宣布这是归我管的事儿我没管好，罚款5000元。现在总的来说大伙儿越来越自觉了，我们队里今年罚款的标准也相应下降了，去年的最高罚款额是5000元，今年下调到了2000元。

　　“每场比赛我都坐在看台上，从全局观察每个队员的表现是我的工作，我们相信队员，但也得随时防备意外。”

　　乔世彪当了领队之后，先是队员们对他“狠”的一面很快有所体会，然后大家又慢慢发现了他的仔细，不仅对涉及训练、比赛正常的方方面面想得仔细，对一些足球圈儿里“非正常”的东西，预防工作做得也仔细。比如球队每次出去打客场，比赛前一天晚上，乔领队总是拉着队里管生活的老范坐在酒店的大堂里打扑克，一打就打到深更半夜，困了还叫两杯咖啡喝，队员们都是“老江湖”，一看就知道，领队玩儿牌是假，在那放哨儿，盯着怕有人出去才是真。又比如有好几回比赛临开场前，乔领队在场边看到对盘口有些了解的熟人，就悄悄地问人家，知道不知道天津队的这场比赛有没有开盘，要是听说开盘了，还得刨根问底再打听盘是怎么开的，解读起来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等等，其间总很谦虚地说上两句“咱不懂”，一来二去很多队员也知道了领队的这个“毛病”，高兴的时候就打趣说总不被信任，烦人，谁要是不高兴了，想起这码事儿，免不了发牢骚说乔领队“神经过敏”。

　　———我承认我们队今年管得的确严，不过严的同时，我们教练组也要求自己尽量努力做到一视同仁，另外我们也的确看到了，队里不管是老队员还是年轻队员，他们对球队的责任心，面对训练、比赛的态度不知不觉都在提高，这决不是矫情。举个例子，前几年我在俱乐部做管技术工作的时候，曾经请体院帮助做过球员在比赛中跑动距离的计算，那时候很多队员一场也就跑4000多米，今年教练组多次和队员们讲要加强跑动，每个人在场上多跑四五百米，我们队就像是多出一个人来，虽然今年我们再没搞过统计，但是连球迷们都说，今年看比赛明显感觉队员们的跑动很积极，很多得分的机会就是跑出来的。

　　当了一年多的领队让我有了个很深的体会，我觉得在严格管理的大前提下，也有方式方法的问题。比如今年客场我做的决定，住酒店的时候每间房间住两名队员只发一张开门的房卡，另外一张房卡统一由我保管，和大家讲得很清楚，晚上我可能随时会查房。要是没记错，今年一个赛季我拢共才查过两三次房，可不管是查主力队员住的房间，还是查替补队员住的房间，转天我查房的事儿肯定大伙儿都知道了，我觉得这样一来我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还有好多球迷可能发现了，比赛的时候我是从来都不坐在替补席上的，一到开赛我就溜达上看台了。不瞒大家说，我们教练组几个人的分工不一样，坐在下面的教练是考虑战术打法和人员使用的，我要做的是“坐得高看得远”看全局，考虑一些非正常因素。出于本心我们教练组绝对相信队员们，事实也证明，今年一年联赛踢下来，要论诚实我们队比哪个队都不差，但是谁都知道足球圈儿不是绝对干净的，所以有些意外随时防备仍然有必要，我们掌握的原则也是一旦发现不正常马上处理，感觉谁不正常就把谁换下场。今年一年的联赛过来，我只有最后一场主场和四川队的比赛没上看台是在场下看的，当时我和春明他们还说，最后一场了，肯定什么事儿都不会再有了，我也下来大团圆一回吧。

　　“春明的工作压力最大，他以前说过随时有下课的心理准备，我告诉他什么时候他下课了，我肯定一块儿跟着。”

　　乔世彪在泰达俱乐部从事青少年工作开始于1999年，那时候刘春明是泰达三线队的主教练，时不时还要被中国足协上调到国字号球队“公干”，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们一方面工作上的接触比较多，另一方面也始终保持着比较好的私人关系。2003年刘春明带领国青队参加芬兰世青赛后，原本中国足协想让他接管“87、88”那拨新上来的国青队，但是出于种种考虑刘春明不愿意接，可又不便向中国足协直说，结果还是乔世彪从俱乐部的角度给中国足协发传真，讲刘春明在俱乐部这边工作任务如何繁重，很难兼顾两头儿，请足协另行考虑人选，才把这事儿交代过去了。去年天津队联赛开局极端不妙，戚务生在联赛还没打了三分之一的时候就离开了天津，当时身为教练组组长的刘春明在自己到底要不要接过球队教鞭的问题上曾经犹豫过，乔世彪是坚决“撺掇”刘春明“冲上去”的人之一，只是那会儿他想不到，没过几个月自己也进入了一线队，再次和刘春明有了合作的机会。虽然外界也有一种声音，称领队和主教练关系太好并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是对于这种观点，好像乔世彪自己并不放在心上，也从不回避自己和春明关系不错。

　　———现在回头想想，可能春明在接不接队的问题上有自己的想法，可我劝他接队理由很简单，一个人验证自己的能力总需要有个机会，这样的机会不常有，一旦有了最好别错过，至于结果，无非是成或败，成了什么都不用说了，万一不成就算搭上今后几年的前程其实也值。

　　今年一年球队的整体运行比较顺利，加上俱乐部方面的保障到位，所以我们自然就有成绩上的收获，另外我觉得最关键的是球队内部大家收获了信心，对外也在足球圈儿里重建了天津队的某种气质，现在再提到和谁谁比赛，轻易我们队不会感觉怵头了，反过来有些以前觉得和天津队比赛要不拿走3分都冤枉的球队，现在觉得要能平了天津也不错。

　　明年联赛的竞争肯定比今年要残酷得多，从马上18日到东欧考察外援开始，我们教练组会为明年争取最好的结果尽量努力。说到底还是春明的压力最大，以前他就和我说过，从带队那天起他就想到了下课那一天，随时都有心理准备，我当时就告诉他，谁都不可能在主教练位置上一干好几年，有他下课那一天，我也肯定跟着一块儿不干了，到时候就希望大伙儿别拼命骂我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