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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看到这个标题之后,也许会联想到2002年韩日世界杯赛之后阎世铎曾找过特鲁西埃出任中国队主教练一事,因为当初特鲁西埃就曾提出过“一统三军”,遭到了中国足协的拒绝。而且,阎世铎当时还曾明确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是找一个替我们打工的,又不是找一个‘爷爷’!”
不过,今天不谈旧闻,而是想说:阎世铎担任掌门人期间在内部的所谓“改革”,决定了足协现行内部机制下,特鲁西埃根本就不可能来到中国担任主帅!
阎世铎搞乱了足协管理体系
自2001年世界杯预选赛中出线后,中国足球呈每况愈下的态势,很多人一直认为是“体制阻碍了中国足球的发展”,我不反对存在着“体制问题”的说法,但更重要的也是这么多年来一直为外界所忽略的问题,就是自阎世铎接手足协后,在内部管理机制上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恰恰是这种偏差,导致中国足球的最高管理机构内部混乱、各自为战,突出表现为“一切以成绩为纲”!
王俊生时代,足协下设机构为“七部”,包括综合部、技术部、联赛部、外事部、国管部、财务部、监察部。另外还有一个下属的“福特宝产业开发公司”。在这七个部中,“国管部”负责统管中国男足国家队、国奥队、国青队(U20)、国少队(U17)、中国女足国家队、青年队和少年队等七支国字号队伍。
这种管理机制应该说是与当前世界足坛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管理方式是颇为相似的。例如,因为国字号队伍统一划归“国管部”负责,一旦男足国家队和国奥队出现人员交叉使用的情况,很容易内部消化。国管部负责人把两支队伍的主教练召集坐到一起协商就能解决。而且,国家队有国家队的集训时间,如果国奥队集训时间与国家队集训时间不一致的话,可以统一交给国管部,由国管部出面与联赛部协商,且一次就可以解决,既节省人力、物力,又节省时间、减少“相互扯皮”的不必要环节。
事实上,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在2000年开始全面接管国字号队伍工作后,就曾借鉴欧美管理经验,尝试在男足国字号队伍中“一统”。时任国青队主教练的沈祥福在2000年11月份的德黑兰亚青赛后进入国家队担任中方教练组组长,而沈祥福随着国青队升格为国奥队而成为国奥队主教练。给沈祥福担任国青队、国奥队助手的陈金刚则着手组建下一年龄段即1983、83年龄段国青队。这样,整个中国国字号队伍的体系也就成为了国家队的米卢、国奥队的沈祥福、国青队的陈金刚这样的“一体化”梯队,与现在日本足协的“奥西姆体系”完全是一种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南勇推行这个“体系”的目的还是希望中国足球在国字号队伍中能够有一个统一的技战术打法与风格。这也是为什么当初南勇曾希望沈祥福在国奥队改打442技战术打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米卢率国家队采用的是442。陈金刚组建国青队时采用的也是442,只有沈祥福采用的是361的打法。
如果中国足协还是这样的内部管理机制,聘请特鲁西埃“一统三军”,麻烦也将大大减少,因为特鲁西埃本人直接和国管部的负责人打交道,国管部负责人可以很容易地把国奥队、国青队、国少队甚至是女足的教练组全部召集到一起,由特鲁西埃来“一统”中国各级国字号队伍的技战术指导思想和具体的技战术打法,因为所有各级国字号队伍都由国管部进行统一管理,从而形成自己的鲜明的技战术风格,如同日本各级国字号队伍一样。
但是,阎世铎在2001年3月份在足协内部大刀阔斧地进行“内部机构改革”,彻底打乱了这种管理模式和体系,也为现在中国足协内部管理体系和机制的混乱埋下了“祸根”!
“阎政治”改革突出追求政绩
阎世铎到足协上任时表示他需要一年的时间来熟悉中国足球,一年之后才会有动作。但阎世铎的动作是什么动作呢?时隔已经整整六年,再回过头来看阎世铎在2001年3月份的所谓“改革”时,我们会发现:恰恰是他的外行管理方式、管理思维,特别是“政治挂帅”的指导思想,让中国足球走到了今天“万恶不赦”的地步!
阎世铎上任一年后烧了两把“真火”,第一把“火”就是中止了联赛升降级,这是彻底动摇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根基的做法。(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在此多谈,相信中国球迷自有公论。)第二把“火”则是进行足协内部机制调整,原有的“七部”被阎世铎改编成“六部六室”:即综合部、外事部、联赛部、技术部、女子部、开发部,新闻办、注册办、裁判办、财务办、0304两会办、中超办和国家队办公室,此外还有下属的福特宝公司以及香河基地。
这次所谓的“改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原先“国管部”降格为“国家队办公室”,国管部原先统一管辖的七支国字号队伍被划分到下属各个部门:“国家队办公室”只负责男足国家队、国奥队和女足国家队三支队伍;男足国青队和国少队被划分到技术部;而女足的国青队和国少队则被划归女子部。也就是说,原本“一统”的七支国字号队伍在中国足协内部横跨了三个不同部门。这无疑给国字号队伍的技战术体系实施“一统”增加了难度。
2003年2月,阎世铎再一次对足协内设机构和中层干部进行调整:“六部六室”变成了“六部一队”,办公室机构基本撤销、合并到综合部——具体包括:综合部、外事部、联赛部、女子部、青少部、技术部和国家队。在这次调整中,国字号队伍的“归口”也再一次发生了变化:“六部一队”中的“一队”即“国家队”只负责男足国家队和男足国奥队,而原先的女足国家队则划归“女子部”,此外,女足国青队和国少队依然由女子部负责;而男足国青队和国少队则划归“青少部”。
从表面来看,各级国字号队伍重新“归口”之后,每个部门的工作相对要简单得多,工作人员精力相对也比较集中,但实质却是进一步突出了“政绩”!一个很简单的事实:足协每年年底要进行中层干部、基层工作人员考评,阎世铎在任期间,考评好坏的依据却变成了国字号队伍的成绩。例如,2004年众所周知是中国足球的一个“大灾年”,国家队在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中未能出线、国奥队在雅典奥运会预选赛12强赛中折戟,于是,“国家队”部门理所当然地被评为“不合格”;而殷铁生所率的U19国青队在亚青赛中获得了亚军、张宁所率的U16国少队在亚少赛中历史性地获得了冠军,主管的青少部自然被评为“优秀”;而王海鸣所率的女足国青队在泰国世界女青赛上获得亚军,主管的“女子部”自然也被评为“优秀”。
“阎政治”让中层也围着成绩转
如此考核,似乎很合理。但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青少部”顾名思义应该是负责青少年发展,但青少部成立至今,尚拿不出一个中国青少年足球训练与发展大纲,中国的青少年球员究竟该如何培养?这倒不是青少部的负责人不上心、不努力,而是口口声声扬言重视青少年的阎世铎明确表示“暂时先放一边再说”,领导的态度让下面的工作很难继续。同样,“女子部”的工作应该是在如何推广中国的女足运动上下功夫……可实际情况呢?
在阎世铎内部实施所谓的“改革”后,无论青少部还是女子部,部门负责人一旦下属各支国字号队伍展开集训就下队“蹲点”,几乎把全部精力用在了国字号队伍上。至于青少年运动发展的长久之计、女足运动如何更好地开展与发展,根本就没有精力去过问。而且,足协每年拨给青少部与女子部的经费,也几乎全部都用在国字号队伍的集训、比赛等方面,根本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去搞全国性的青少部比赛。
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年终考核的标准就是管理部门下属的国字号队伍成绩,考评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层干部、基层工作人员的“饭碗”问题。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痛骂”阎世铎“毁”了中国足球、只顾追求个人政绩而不顾中国足球的发展,但如果了解了现行中国足协内部管理体系,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阎世铎不仅本人在追求政绩,更在“鼓动”中层干部、基层工作人员也围着“成绩”转!那么,还有谁去考虑中国足球的发展长久之计呢?
恰恰是阎世铎在足协内部采取了这样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机制,导致特鲁西埃当初所提出的“一统三军”根本就不可能在中国足坛变成现实!一个很简单的实际情况:男足国家队和国奥队划归“国家队”部门管理,而男足国青队划归“青少部”管理,三支队伍本身就横跨两个不同的部门,而部门与部门之间本身还存在着“内部竞争”的问题,年终考核都要看各自部门的成绩,一旦特鲁西埃到中国“一统三军”,假设国青队成绩不错、而国奥队热身赛成绩不理想,这就牵涉到两个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问题,很可能主管国青队的“青少部”会在考核中获得“优秀”、而主管国奥队的“国家队”部门在考核中就会被评“不合格”,换成任何一个人,在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时,恐怕都不得不三思。
至于“国字号队伍统一技战术打法”的问题,更只能是扯淡!由于各级国字号队伍横跨不同的部门,直接关系到各个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问题。而不仅仅是中国足坛,整个中国社会都是如此,即一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恐怕就很难再按照正常轨道继续发展下去。 ……
我想,如果当我们有更多的人了解、熟悉了中国足协内部的管理体系、管理方式以及管理机制之后,就会清楚地知道为什么说特鲁西埃所提出的“一统三军”在中国足球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也就知道为什么中国足协是不可能聘请特鲁西埃来出任主教练了!
很多人始终把中国足球当前出现的问题、矛盾归结为“体制”,但我始终不完全同意这样的说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目前中国足协的内部管理体系、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在制约着中国足球,而不是“体制”在制约着中国足球!中国足协现有管理体系是阎世铎时代的产物,这个管理体系就是“政绩论”的具体体现,导致现在的管理也很复杂。所以,为什么我不主张去“骂”?因为中国足球不是“无药可救”,而是完全可以有针对性地“下药”。如果中国足协要聘请特鲁西埃,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重新调整足协内部目前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机制,遗憾的是,现任的谢亚龙错过了这样的机会!
回顾中国足球这些年来的发展,特别是职业化开展以来,因为中国足球没有“哲学”,所以只有“成绩”的冲动,在现有的体制与机制下,惟“政绩”是举、惟“成绩”是举。所以,中国足球的唯一“哲学”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中国足球走到今天,恰恰是“政绩与成绩”这个“两点一线”指导思路下的必然结果与选择。作为中国足球的管理者(注:不仅仅指中国足协,更包括地方及俱乐部等各级的管理者),他们站在幕后、站在更高的角度其实看得很清楚,甚至早就看到了中国足球的“死穴”——即缺乏“核心竞争力”问题。但是,当真正操刀动手去准备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受到所处的位置以及考核机制等诸多的限制,他们也无法跳出这个“圈子”与“框架”去解决,当然也不愿意去颠覆这个“圈子”与“框架”,因为那是他们的“权力”来源。不要以为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不明白“政治足球”、“出线足球”的危害,不是他们不为,而实在是不能为。而这,恰恰就是中国足球的悲哀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