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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运动员有真正意义上的捐款是近10年才发生的事情,这与我国体育产业化改革是密不可分的。”据金汕回忆,“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不存在个人形式的捐款,体育界更是没有个人名义捐款,“那时候的奥运冠军容国团,一个月工资也就是100多块钱”。
真正的分水岭出现在水平最落后的中国足球走向职业化之时,历经9年联赛,足球明星的百万元积蓄已经算中下水平,且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国家对于运动员奥运奖牌的奖金一下子大幅度提高,金牌奖金达到30万至50万。到了雅典奥运会,一块奥运金牌隐含的价值达数百万。1998年洪灾的时候,中国足球界利用自身优势,积极为遭受长江和松花江洪水袭击的灾区募捐,据不完全统计捐款达到4000多万元,“尽管如此,那时足球界明星捐款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他们捐款也是以团队的名义,而不是个人名义。”
“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团体到个人,这是我国体育界赈灾演变的三个特点。”金汕归纳说。
明星捐款带来社会效益
在金汕看来,体育明星捐款不在乎金额的多少,而是要看他们带来的社会效益,“姚明、刘翔他们不仅捐的金额多,带来的正面社会效益也是不可估量的。”金汕说,刘翔在2006年捐了25万为20名失明的特困老人做恢复视力的手术,姚明在非典的时候,就悄悄地捐了50万,这可以为社会带来很好的鼓动作用。不过,比较中国体育界明星的赈灾捐款和国外体育明星的捐款,还是有所区别的。
金汕举例说,印尼海啸的时候,舒马赫捐出1000万美元,这是一种具有国际人道主义的捐款,并不是在号召下做出的举动。国外运动员因为教育和环境的因素,慈善意识根深蒂固。其次,因为体制和文化不同,国外的捐款形式更为灵活、更加富有创意,比如在美国NBA对卡特里娜飓风的反应上,当时很多球队就举行了义赛,球员每得1分就捐1000美元。金汕认为,我国的捐赠形式也在日益向国外靠拢,也开始出现义赛、投中三分捐款等各种形式,“但是在形式跟上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慈善的内涵,慈善不在于形式,而是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晶报记者钱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