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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队就是用这样一种报复性的方式告诉人们，杜伊这样的指挥，再或指挥杜伊的什么人会让一个至少还能演奏的乐队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这是一场让中国人哭笑不得的比赛。中国队就像一个乐队，当首席指挥杜伊放弃指挥权时，乐手们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居然让一首曲子有了比较顺畅的调。
同样一支乐队，5场演出，5个不同的声部安排。铜管的去充当打击乐，司职贝司的去拨拉竖琴，最“靠谱”的安排是让拉小提琴的改中提琴。而原有的大提琴手被搁置不用，换上俩拉二胡的顶上。交响乐被搞成农村婚丧嫁娶的草台班子弄出的响动，怎么听怎么像走街串巷卖大力丸、切糕的吆喝声。不成调，慌慌张张(躲着公商和治安)。
第6场，也是最后一场已被人抛弃和自我抛弃的演出，乐手们自我调整了声部。音色好不好另说，至少不会把提琴架在腿上当二胡拉。于是成曲了，靠调了。早这么演出呢？这是一废话。可中国队就是用这样一种报复性的方式告诉人们，杜伊这样的指挥，再或指挥杜伊的什么人会让一个至少还能演奏的乐队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在庞杂的反思系统和环绕交错的问题中，我们可以多少剔除一些问题，比如球员的自我拯救能力。中国指挥家李德伦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请其父看他指挥的一场演出。演出结束，其父说，“我看这乐队有没有你都可以。”李德伦说，他老人家比那些内行和假冒内行的人都懂交响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