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网讯：上周一本报报道足协准备将下放管理权和经营权给一家公司后，尽管处于世界杯热潮之中，但是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最近一周，足协内部、俱乐部、体育局、联赛赞助商和电视台等多方人士也都对此十分关心，但是足协至今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性的措施，一切都在观望之中。

　　政策讨论成了时髦

　　现在很多中超俱乐部都格外关心具体的改革措施究竟如何，一些俱乐部老总之前都没有得到任何相关的信息，因此看到报道后都相互打听，还有的老总把电话打到了足协询问相关的情况，但是足协领导要求在具体政策未出台前不能随便发表相关看法，因此很多俱乐部也只是从媒体上得到消息，但是很多俱乐部老总们都对转让给一家公司表示了不解。

　　一名老总还表示：“按照足协的章程，俱乐部才有对重大决策表决的权力，但是我们现在都还不知情。”现在中超公司是唯一可以经营中超联赛商务的授权公司，如果中超联赛转让给另外一家公司运作的话，那么中超公司的章程便成了一纸空文。

　　其中在中超公司章程的第二条规定：“中超公司由中国足球协会及各中超足球俱乐部共同出资组建。公司是企业法人，以全体股东出资形成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并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以提高经济效益和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同时规定，“股东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并依法享有资产受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显然转让中超联赛给一家新的公司，如此重大的决策，俱乐部当然要在其中享受其表决的权利，只是现俱乐部甚至包括中超还对此一无所知，记者试图采访中超公司相关人员但是都遭到了拒绝。据悉，韦迪也对外表示“中超联赛的事情还是会由俱乐部的做决定”，或许这会让一些俱乐部吃下定心丸。

　　中超公司章程同时也是在工商局注册的，要修改公司章程也要有更多的手续和程序要履行，要修改章程同样需要俱乐部所有股东的认可，这是足协酝酿改革的前提条件，俱乐部目前高度关注着足协在此事上的一举一动。

　　另外联赛冠名、赞助商和电视转播商都表示会根据新的改革举措做出调整，目前中超联赛的赞助商中，都是与中超公司签订的赞助合同，其中倍耐力的冠名权、上海文广的电视转播权、耐克的长约等等将延续到未来两年到10年不等。都一旦更改公司，那么赞助商也有权做出新的选择，是延续还是终止合同，如果单从《公司法》而言，这是中超公司违约在先，现在赞助商也都在观望之中，也没有能够表明明确态度。

　　面对巨变外冷内热

　　在本报报道了中国足协准备外包中超之后，见诸报端的俱乐部反应并不多，在本报的采访中，多名俱乐部老总以不知道实情为理由并不愿意表态，而河南、青岛、山东和陕西等俱乐部，虽然发表了相关的看法，表示了热烈的关切，并且无一例外地表明中国足球的改革从长远来看是件好事，但涉及到具体的事宜，这些俱乐部的表态则极为谨慎，“在具体的操作尚未清楚之时，这个时候真的不便说什么。”一名老总告诉本报记者。

　　不便说什么，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有消息表示，本次中超外包，并非中国足协一意孤行，而是在中国足球整体大环境下出台的措施，是中国足球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在这个变革的时期，作为俱乐部的力量相对渺小，至于他们非常关注的实质性措施上，目前并没有详细的计划，所以各俱乐部反而无法表态。“谁都知道中国足球要进行大的变革了，但这偏偏又是最没有方向感的时候。”一名俱乐部老总告诉记者。

　　根据本报的了解，中国足协在探讨中超外包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没和俱乐部打招呼，相反，一些重要的俱乐部投资人(未必是俱乐部总经理)，中国足协曾经详细了解过他们的意见。问题在于，了解这一事件的人，反而更加缄默，只有一名知情者透露：“目前这一件事情，的确很靠谱。”

　　中超俱乐部的人士也承认，打假扫黑的背景也是俱乐部表态谨慎的另外一个原因。

　　和俱乐部外在反应冷淡不同，俱乐部内在的反应是非常热烈的。在本报刊发了中超外包消息之后，多名老总主动致电本报记者或者负责人询问具体的事宜，他们详细询问了消息的来源、具体的措施等事宜。

　　一名老总告诉本报记者：“在这个事情上，我和多个俱乐部老总进行过沟通，大家的反应还是非常强烈的，说到底这是关系到各家俱乐部切身利益的事情，只是在这个敏感的时期，俱乐部更关注的是事件本身，反而是媒体和舆论导向，被放置相对较低的位置，现在的改革，不是振臂一呼就可以完成的。”

　　记者从足协方面了解到的消息也表明，中超外包消息披露后，足协方面的人士也不断接到各俱乐部的电话。“俱乐部真正关心的是俱乐部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他们表达了希望能够获得足够尊重的意见。”这也是韦迪在外包消息披露后转而表示“中超外包的事情各俱乐部决定”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