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狗不理”，北京的“全聚德”，一屉包子，一只烤鸭，细嚼慢咽，您会品出两个城市不同的文化味道来。尽管两地相隔只有一百多公里，自从有了“城际快车”，从北京到天津只须25分钟，喝两杯茶抽两支烟的工夫。但京城与津门还是有完全不同的文化。

　　我曾经把北京的文化概括为“爷文化”，把天津的文化概括为“闲文化”。当然这种概括并非全面，也谈不上准确，只是就文化差异而言。“爷文化”产生于天子脚下的“八旗”遗风。“闲文化”的土壤是租界和“三不管”。

　　六朝古都的皇气，是任何一座城市难以相提并论的。但天津人却不被这种皇气所折服，天津人说起天津，样样都好，“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这个阁，他们一定要念成“搞”，因为这是他们的骄傲。尽管建于明弘治三年的天津鼓楼，比起北京的鼓楼要矮下多半截，但在他们眼里却永远是“宝”。

　　上世纪70年代，“引滦工程”还没启动，天津人喝的水很咸，茶沏出来都另一个味儿，但我到天津，天津人给我沏茶时说，喝吧，我们这儿的水比哪儿的都甜。咸水愣能喝出甜味来，您说天津人对家乡有多热爱吧。北京人则不然，皇上无能，照样敢说三道四，爱谁谁。当然北京人也有守“旧”的一面，二锅头喝顺了口儿，给瓶“茅台”，他都不换。馊了巴唧的豆汁，愣成了北京人割舍不了的钟爱。“爷文化”使北京人爱面子，什么事都讲究一个体面，花钱买脸，打肿脸也要充胖子。“闲文化”使天津人爱炫耀，所以早年间留下了“京油子，卫嘴子”的说法。

　　由此想到了球儿，这一点京津两地倒很一致，他们嘴边的这个“球儿”字，不约而同都是足球。其它的球儿，如篮球、排球、乒乓球，在他们看来似乎都没有足球重要。

　　足球似乎成了城市性格的一面镜子。当然在球场上，京津两地球队的风格，也确实是北京人与天津人不同性格的写照。天津人的倔强和勇猛与北京人七个不服八个不份儿的爷劲，其实并没有什么相克的地方，只是一两场比赛时动作的粗野，让对方吃了亏，产生的报复心理，让京津两地的球队和球迷产生了恩怨。而且这种恩怨随着联赛激烈的“明争”和你一拳我一脚的“暗斗”愈演愈烈。

　　过去国安跟申花比赛甭作战前动员，为什么？潜台词就甭说了。现在，国安跟天津泰达的比赛也不用作战前动员了。当然泰达也如是，跟国安比赛也不用战前表决心。球迷似乎比球员更煽情，这边“京骂”震天响，那边“津骂”动地轰。当然光动嘴还不过瘾，还有更不理智的冲动。

　　北京人有谁也不服的爷劲儿，天津人也有爱较劲的传统。球场上一旦出现这种碴口儿，很难一时半会儿平息。但甭管是球员还是球迷，如果静下心来想想，为一两场比赛，沙锅碰笊篱的事儿，把邻居给得罪了，值不值得？

　　其实，北京和天津，自古以来就形同一个城市，天津有北京“后花园”的说法。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了宫，头一个落脚的地方就是天津。那些王公大臣也在天津有公馆和别墅。老北京的艺人，京剧也好，曲艺也罢，都有“北京学成，天津走红，上海赚包银”的说法。天津人喜欢听相声，相声正经是北京的土产。让天津人引以为骄傲的张寿臣、“小蘑菇”、马三立，是地道的北京人。在北京走红的郭德刚又正经是天津人。写出著名话剧《日出》、《雷雨》、《北京人》的曹禺先生是天津人。北京人和天津人，可以说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说到足球，国安的老教头金志扬曾在泰达执教两年，至今还是天津球迷喜欢的教练之一。那么两个城市的球迷为什么偏偏要互相较劲，彼此过不去呢？

　　据说头年，两地球迷协会的头儿，曾组织一些球迷互访，甭瞧球场上剑拔弩张，急赤白脸，见了面，一端酒杯，两句好话又都成了朋友，但到了球场上，球员一个不理智的动作，裁判的一个误判，双方又成了冤家。看来两个城市足球俱乐部的真正冰释雪融还需要时间。

　　人们常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假如一方俱乐部退一步，另一方俱乐部也让一步呢？我想握手言和的时间会为期不远了。本周日，两个城市的“德比”之战就要开打，我们期待着这将是兄弟城市俱乐部的一个弥补前怨，重归于好的机会。

　　是刀枪相见，还是冰释前嫌？我们当然希望的是后者。（刘一达 北京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