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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操“裁判门”爆发后,曾有诸多人猜测是韩国体操方面不满打的“小报告”,但裁判长、国际体联男子技术委员会主席斯托伊卡日前坦承,这事其实是自己捅出来的,至于完全版细节,则会在4月份举行的国际体联纪律委员会听证会上公布。他如此“坦率”,真是因为“中国体操话语权缺失”?本报记者昨天也电话专访了出现在广州亚运会高级裁判组三人名单中的另一成员、国家体操管理中心前主任高健。
裁判长承认本人告发
由于“裁判门”是涉及到中韩两国选手,所以一度有怀疑是韩国体操方面对邵斌的改分提出的质疑,正如北京奥运会后,美国体操队就中国体操女队的年龄提出质疑一样。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邵斌开口后,没有透露太多细节,他只表示:改分从程序上确实违规,但他并不是擅自改分,而是和韩国裁判商量之后改的分。韩国方面同意了,结果又是两位运动员并列金牌,怎么还打小报告?当值的韩国裁判随后也接受了韩国媒体的采访,表示:“确实是邵斌和我一起决定改的分,韩国体操队和中国体操队向来关系很好,怎么可能闹这个事情?”
随后,一直指责邵斌的裁判长、国际体联男子技术委员会主席斯托伊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是我在2月份召开的国际体联执委会上说的,我在提交的广州亚运会报告中提到了此事。”
高健:话语权不是万能的
“裁判门”能激起如此大的反响,是因为它是继“年龄门”之后,又一个被国际体操联合会指控的“门”。国家队领队叶振南愤怒地说,这是因为中国体操在国际话语权缺失所致,甚至还有媒体称,广州亚运会对斯托伊卡招待不周让他“心怀不满”才有这事的曝光。本报记者昨晚也致电广州亚运会上和斯托伊卡同列高级裁判组的三人之一的前国家体操管理中心主任高健。
高健告诉本报记者说,由于运动员时期的伤病,广州亚运会期间他一度炎症严重,至今还在治疗,所以没能真正出现在亚运会赛场,所以就“裁判门”的具体过程,他不便评论,但他也表明了两点。
“一是所说的亚运会因为裁判不够,没有设立项目裁判长,其实就我了解,现在一般都不设立项目裁判长了,一般都是A1和A2裁判管难度分。”高健说。按照一般理解,A1裁判(邵斌)行使的职权基本等同于项目裁判长,跟A2裁判(韩国裁判)意见不同时则要向斯托伊卡提出。由于两人是商量后改分的,加上斯托伊卡完成了签字确认,所以尽管程序上错误,邵斌也没当回事。
此外,高健没有就“裁判门”事件本身评价话语权问题,但他认为:“进国际组织,当然能越多越好。”他介绍说,他在任时就在努力推动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的发展,“那个时候支持黄力平(体操世界冠军、同样也进入了本次亚运会高级裁判组),他就干得不错,做了一届男子技术委员会的委员,第二届选举的时候,他就以得分第二的成绩就任男子技术委员会副主席。”高健不认为话语权就是万能的,“实力不是靠话语权来的,像乒乓球,我们话语权也不多,但照样强大了这么多年,中国体操的强大,是这么多人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