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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小戴前往国际足联在利物浦举办的高级培训班学习10个月,回来后被推荐到亚足联工作。本届世界杯,她被借调至组委会担任巴西利亚赛区新闻官。“巴西世界杯我特别期待,毕竟这里是足球王国,能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参与到世界杯当中,每个人都会感到荣幸。”小戴说,“我跟国际足联的渊源要始于2007年女足世界杯,在那之后我在足协和福特宝工作,跟国际足联一直有对接,可能这是他们最终选择我来巴西世界杯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也要感谢中国足协和福特宝公司对我的培养,没有这段工作经历,我也不可能有机会出现在世界杯的舞台上。”
世界杯这样的大赛报名采访的记者超过3000人,对于新闻官来说每场要平衡几百名记者的入场问题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她说:“首先要保证参赛两国媒体的球票,其次是同组另外两个球队的记者,然后是东道主记者,后面是进入决赛圈球队的记者,最后才是其他国家的记者,我们要严格执行这样的顺序。工作强度比较大,不过对我来说还算能够承受,毕竟我还年轻,精力体力都没有问题。”
小戴所在的巴西利亚赛区记者人数最少的一场也有300多人,人数多的时候会达到五六百人,工作期间难免会有一些磕碰:“巴西跟喀麦隆那场比赛来了将近600名记者,其中本地媒体占了大多数,他们对国际足联一些规定不太熟悉,比如文字区需要凭票入场,比如摄影记者不能随便走动,跟他们解释清楚这些事情还是费了一点周折,最终大多数人都能够配合工作。”
小戴很干练。法国队与尼日利亚队的八分之一决赛赛前发布会,有非洲记者用手机拍视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小戴马上走过去,告诉他规定:你是文字记者,是不被允许使用摄影摄像器材的。该记者乖乖收起了手机。本届比赛不同往届,国际足联对文字记者和摄影、摄像记者做出了严格区分,新闻发布会现场、混采区内绝对不允许记者“兼职”。“自己拍完了留个纪念没关系,有的记者是拍完了上传到自己报社的网站,这就侵权了。国际足联分不清拍完了到底干什么用,干脆一律制止。”看到天津老乡手里也拿着手机,小戴不露痕迹地提醒着。
其实,小戴也不是不近人情。由于种种原因,本报记者采访证的问题来巴西之前悬而未决,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国际足联申诉都没得到答复。说来也巧,来巴西后碰到小戴,愁眉苦脸地把事情前因后果一讲,她笑着说:“就这点事呀,我来办吧。”第二天上午国际足联媒体频道就发来了确认函邮件,通知转天可以领证。在微信上和她道声谢谢,小戴调侃地回应:“你可愁死人了。”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足协,还是在亚足联、国际足联,小戴对于能帮中国记者的事情必然帮。当然,她和我们也不客气,说好了回天津请她吃饭表示感谢,小戴随口就是一句:“煎饼馃子,俩鸡蛋的。”帮了这么大忙,就吃这个,充其量不过十来块钱,这可是感动中国人的节奏。
中国足球远离世界舞台,而世界杯上多了一张东方面孔,难免会有些尴尬:“经常会有人认错,他们会问我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当我告诉他们是中国人的时候,他们往往都会瞪大眼睛,然后说‘中国?我看过北京奥运会,非常震撼’。”中国体育留给世界的记忆仅仅是北京奥运会,而足球这项世界第一运动却不值一提,小戴很是郁闷,“包括我的同事在内,不断有人跟我说,世界杯需要中国队。我当然也希望有一天能参加一届有中国队的世界杯,我的工作动力也会更大,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能够到来。”聊天的时候传来新一届国足在热身赛上输给马里的信息,小戴一下子不说话了。
沉闷了一会儿,大家才重新找到话题。尽管是世界杯的新闻官,但是小戴的“特权”并不多,即便她想留一点东西做纪念也需要自掏腰包,“证件大概是唯一也是最好的免费纪念品了,像吉祥物这样的东西,我只能自掏腰包去买了。”
戴圣英,80后女孩,天津红桥区人,前中国足协新闻办工作人员,后来到福特宝公司媒介部工作。跑中国足协口的记者和她很熟悉,大家都爱喊她“戴戴”,时间久了,她干脆给自己起名为“呆呆”。其实,别看小戴外表柔弱,内在能量却不小,她还是女足裁判,2012年永川女足国际邀请赛曾上阵执法,当时令所有记者大吃一惊,原来是个女汉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