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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长今为代表的韩剧曾风靡中国内地,让很多年轻人对韩国产生好感
民族主义的碰撞
2005年,韩国还是最受中国大众欢迎的邻国,一曲《大长今》响彻神州,至于韩国电影、服饰、时尚更让年轻人趋之若鹜。仅仅3年,中韩之间龃龉丛生:在官方层面,有苏岩礁和高句丽之争;在民间层面,仇韩情绪更如雨后春笋,大有赶美超日之势。仅仅3年,何至如此?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切恐怕还得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
冷战结束,东亚三国都面临战略转型的挑战。1992年中韩建交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不过,一直处于量变状态的中韩关系真正发生质变是在1998年。那一年,金大中入主青瓦台,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后连任。两个政权最后因为日本意外地走到一起来。
与中韩相比,日本的转型在时间上更早一些。作为一个经济和科技大国要走政治大国路线,比起积累不足的中韩要具备更多的可能。与之相对应的是日本民族主义的抬头。日本人迫切希望与政治侏儒形象说再见,从1989年到1990年,由铁杆右翼石原慎太郎主笔的“说不三部曲”(即《日本可以说不》、《日本还要说不》和《日本坚决说不》)一年内10次重印就是民族主义在思想领域的反映。之后,参拜问题、教科书问题、历史问题纷纷浮出水面。由于日本的举动还未触及美国的底线,欧洲对中日战争了解不多,中韩两国事实上陷入各自为战的孤立状态。正是有感于局限性,两国联手抵制日本右倾化的意愿变得强烈起来。
除了日本的刺激,自身的经济崛起也让中韩两国产生了更高层次的政治诉求。而民族主义的抬头恰恰是这种心态变化的群体征候,日本只不过无意充当了一回推手。1996年出版的“中国说不三部曲”连书名都在拾石原慎太郎的牙慧,虽一度被禁,却很契合当时中国的国民心态。1997年底金大中赢得总统大选,立场偏左的民主新派当道,对日本开始强硬起来。在韩国强烈要求下,日本在1998年10月金访问时,就历史问题做出正式的书面道歉。11月底江泽民主席访日时也谈到历史问题,提出同样的要求。感到意外的日本拒绝了,毕竟,两个月内接连道歉两次实在有失颜面。值得注意的是,在江泽民访日前10天,金大中访华,两国关系提升到“合作伙伴”级别。之后,中韩在对日历史问题上结成同盟,而在文化输入方面非常谨慎的中国对韩国文化也大开绿灯。政治上的准同盟为韩流风靡提供了稳定的政策环境,加上作为中华文化亲缘国家,韩流所承载的儒家价值观给处于信仰危机的中国带来久违的亲切感,颇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意味。
然而,表面的融洽使得两国普遍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那就是中韩的民族主义无论在主要内容、目标指向和特定诉求上都大不相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渴望民族复兴,并重新成为世界性大国,外扩趋向强烈;韩国的民族主义者更注重半岛统一,以及摆脱周边大国的束缚。而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的差异也加剧了双方的矛盾。联手反制日本时,尚能统一步骤;一旦涉及朝鲜问题,被掩盖的敏感点就成了导火线。2002年以前,中国在朝核问题上都不大想趟浑水;随着局势持续恶化,想独善其身都难,最后也卷了进来。起初,韩国还能与中国保持默契。可是,综观朝核问题15年,参与方越谈越多,从美朝的双边事务谈成了远东6国的多边事务,人多嘴杂,不仅为朝鲜制造了更多的回旋空间,更给其他5国增加了摩擦几率。中韩在这种背景下很快失去了默契。当朝鲜核试验后,诸如“中国偏袒朝鲜”或“被中国佬骗了”的呼声充斥韩国舆论。从这以后,中韩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的摩擦越来越频繁。
此外,韩国官方的有意纵容及渲染也是造成摩擦升级的主观原因。民主新派执掌权柄10年,其国政思维可以总结为三样“神器”,即经济民生主义、社会民粹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老将金大中任时,三者大致保持均衡;卢武铉上台初期,虽一度和中国走得很近,但随着经济衰退、社会割裂、民生主义和民粹主义破产,最后只能祭出民族主义这根救命稻草。
到李明博上台前夕,中韩关系已经趋于恶化。经济挂帅的李明博起初还想配合中国整治那些在华“恶意撤资”的韩国企业,无奈韩国企业抱怨称,选择“连夜逃跑”的原因,一是“因为中国经营环境的恶化”,二是“注销企业必须经历过度繁琐的清算程序”,闻此,李明博政府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随后,传出了韩剧在大陆的销售停滞不前甚至萎缩,日剧大有重新居上之势的新闻,疑心重的韩国文化界便有归咎于中国文化部门暗中操弄的说法。实际上,两国民众的民族感情能派生出许许多多的亚文化现象,并影响到经济决策,并不一定要官方在这里起什么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