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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5月的退出风波以及随后渝京之战后的球迷闹事,至q2004年10月的罢赛事件,再到2008年11月的京津冲突,北京国安的“大爷脾气”贯穿8年,并且在和中国足协“爷文化”的较量中从未处过下风。
张帅冲冠一怒,更是无法忍受国安大爷脾气的淋漓尽致的体现。这种浸淫多年的作风,短时间内不会弱化,中国足坛还将有多少“腥风血雨”,实难预料。
和足协争风吃醋北京国安15年的职业联赛历程,始终充斥着与中国足协争风吃醋的景象。一种潜在的“爷文化”习气像牛皮癣一样附着在两者身上,始终挥之不去。15年以来,北京国安也是惟一一个能够长期坚持对抗足协权威的职业俱乐部,他们以“我是大爷我怕谁”的姿态游戏足球,并因此屡屡上演逼中国足协陷入绝境的“好戏”。
这是两种不同官场文化的较量,却最终因为“爷文化”而殊途同归。2000年5月,因为小王涛的红牌风波,北京国安俱乐部首次大规模爆发,并且是从集团老板自上而下蔓延。始终觉得忍辱负重的“国安大爷”终于无法忍受中国足协的“爷脾气”,在老板李士林的带领下,发起了一场冲击中国足协衙门权威的斗争。在没有任何先兆的前提下,李士林召集了100名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痛陈中国足协的“衙门作风”以及“爷文化”的傲气,表示国安集团这样的局级单位领导居然连中国足协这样的局级衙门的门槛都没法迈进,因为足协不让你迈。于是,李士林代表“爷文化”同样盛行的北京国安集团宣布:国安退出,因为中国足协不是在罚一个球员,而是在罚一支队伍。
李士林口若悬河的演讲历历在目,中国足协盛气凌人的做法让人不爽,同样,北京国安的目空一切也令人眩晕。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中国足协真正认识了北京国安的“爷脾气”,并始终有些投鼠忌器。因为,相比于中国足协,北京国安显然更加财大气粗,更加背景深厚,更加傲气十足。
在北京已经50多年的中国足协,根植太深的“官文化”和“爷文化”时刻显现,那种约定俗成的习气一度让人义愤填膺。但是,植根于民间继承皇城根遗风更为坚决的北京国安,始终以不屑的姿态俯视,对抗不仅体现在平时的往来颇疏,更体现在比赛场上的另类较量中。北京国安多次制造的“事故”,中国足协大多敢怒不敢言,甚至有过超越原则和道德底线的“妥协”与“退让”。最终,在一种暗流涌动的争风吃醋中,北京国安占了上风:虽然屡屡惹出祸端,却从未伤筋动骨。
祸端由国安而起2000年5月以来的8年多时间里,中国足球顶级联赛的大事件几乎全部因国安而起。至今,没有人能看清楚事件的内因,更没有人能理解国安的真实意图。最后的解释只能是,北京国安在同中国足协这样的对抗中获得乐趣;以这样的极端做法分出谁比谁更大爷的高低;以这样的眼球轰动效应来获得更高的江湖地位。
由此,“永远争第一”的北京国安在顶级联赛中从未获得过冠军,却创造了中国足球史上的N个第一:2000年5月份,第一次因为一个球员得到红牌而愤然宣布退出甲A;2000年5月18日,北京国安在中国足协做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最终赴重庆参加客场比赛,那场比赛中国足协不得不派出“官哨”,赛后重庆球迷闹事,中央高层第一次在有关足球的内参上批示;2004年10月2日,成为中国足球顶级职业联赛中第一个罢赛的球队;2008年10月,主场和武汉队比赛之后,李玮锋和路姜受到重罚,武汉俱乐部因此退出中超,国安不经意问成为让对手因一场比赛而遗感终生的俱乐部;在今年9月份,被下放的张帅短信通知俱乐部自己“不踢了”,让北京国安成为第一个被下放球员炒鱿鱼的俱乐部。
这是绝对前无古人可能也会后无来者的纪录。在一个“爷文化”横行的环境里耳濡目染,时间长了,每个人都会成为别人的“大爷”,做派必然也会“大爷化”。国安老板李士林在2000年召集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新闻发布会,让人对那种官场文化不寒而栗。多年来,北京国安俱乐部同样形成了这样的氛围,以至于巴西人卡洛斯当年落荒而去的时候15出肺腑之言:“在这里,我感觉俱乐部里人人都是我的领导。”
人人都把自己当领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开个啤酒瓶盖的能量就像原子弹爆炸,吃饭打嗝就能呼啸太平洋。中国足协算什么?中国足球的规则和规定算什么?其他俱乐部算什么?都是我的下级!领导就是权威,就是强势,就是说一不二。于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头脑发热,以为自己是在发号施令,成就N个“第一”自然不在话下。
2000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差点被强制“休克疗法”;2004年国安罢赛引发最终的G7闹事,中国足球差点推倒重来;2008年的武汉退出,被扒光的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又坐上火药桶…一尤其是在和武汉俱乐部的较量中,北京国安那种飞扬跋扈的豪门做派凸显无疑。强势就是话语权,弱势只能靠边站,武汉俱乐部最终无法忍受这种三六九等的地位,愤然揭竿而起,最终两败俱伤。
北京国安错把这种极端的混乱当作唤醒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的猛药,殊不知,每次都是给奄奄一息的中国足球致命的一刀。如果北京国安能够放下“大爷”的架子,如果中国足协能够清除—下自己的“衙门作风”,就知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深意了。
张帅“比你更爷”卡洛斯的评价入木三分,国安俱乐部不仅人人都是领导,人人还都是“大爷”。俱乐部前总经理杨祖武被外界称为“杨大爷”,不仅是一种尊称,也蕴涵着调侃甚至讽刺的味道。身处国安多年的张帅,和其他球员始终处于下级甚至下层状态,感同身受那种领导霸气和大爷做派。当双方因各自利益需求较量的时候,张帅选择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更为极端做法,用一种“比你更爷”的态度扬长而去。
以毒攻毒。8年来,张帅是惟一一个能够用这种“你狠,我比你更狠”的方式击退俱乐部的球员,在球员不如民工的时代,在俱乐部把合同甩到你面前不签也得签的时代,张帅这种做法算是“大逆不道”。虽然更加极端,却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模式。做惯了太上皇的北京国安显然没有料到张帅的这种决绝,更没有想到张帅会用这样的方式挑战权威,蔑视一千俱乐部“大爷”。因此,当张帅真的退役之后,北京国安倒是手足无措了,能够做的就是突然摆出一种谦卑的姿态。显然,已经无用。对于一个“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人来说,权威甚至淫威都已经不起作用。
过去,北京国安领导向来都把自己看作俱乐部和球员的主宰,一切都是他们说了算。球员只要提出转会,就会放出狠话:出去就永远别再回来。像金志扬这样德高望众的足坛元老,虽然为北京国安创造过辉煌,最后也是被书面通知腾房、拿走自己的人事关系。因为,“大爷”的行事法则就是:顺我者倡,逆我者亡。过去,大家是“忍”了。但是,“忍”字是心字头上悬把刀,哪天逼急了,就会刀剑出鞘,不可阻挡,无可挽回。
张帅很好地阐释了如何用好心字头上的那把刀,打破了过去北京国安主宰一切的垄断,让国安俱乐部第一次感到“大爷”地位的危机。这是张帅和国安俱乐部之间的对抗,就像是北京国安多年来和中国足协的对抗一样。因为如此,北京国安的体会才更加深切。8年来,北京国安就没让中国足坛消停过。中国足球有着如此低劣的形象和如此低下的公信力,某种程度上是拜北京国安俱乐部所赐。7月份以来,张帅“比你更爷”的处事方式,让北京国安俱乐部高层始终如坐针毡。被俱乐部下放之后,张帅没去过预备队报到,更没有和任何一名俱乐部的高层沟通过。这种蔑视一切权威的心态,必然让习惯了前呼后拥、说一不二的俱乐部高层极其不爽。更重要的是,这种更加强硬的做法,将给其他球员做出“榜样”,这才是最让俱乐部害怕的。
北京国安曾经以退出威胁中国足协,但最终欲走还留。张帅说走就走,让俱乐部和球员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再有任何粉饰。很多时候,以牙还牙,的确是最好的报复。
大爷瘟疫催生冲突从周宁的中指,到路姜的锁喉,到杨璞、周挺的偷袭,再到2008年11月的京津冲突,都是“大爷瘟疫”蔓延后催生的结果。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否认群殴的定性,是特定背景下挽救中国足球的一次“危机公关”。但是对于双方参加的那场拳脚飞舞的乱战来说,规模肯定小于国奥队与女王巡游者队的“哈灵顿之战”,但是谁都明白乱战的性质。
现在看来在北京国安俱乐部,更容易头脑发热。否则,8年来就不会成为中国足坛乱世的罪魁祸首之一。从路姜受罚之后,接连出现杨璞、周挺被重罚,最后到京津冲突,真是实足怪事。俱乐部高层到处宣扬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存在假球、赌球和黑哨,却从来不想想,即便存在这些现象,是谁在打假球?是谁在赌球?是谁在拿钱催生黑哨?当然是俱乐部!只不过中国足协没找到强力监管和监督的措施而已。
一个身担俱乐部要职的人士频频在媒体发表这个行业的“黑色白皮书”,必然会让自己的属下也学会如何更好地祸害这个行业。领导都不维护,属下谁还矜持?领导都口无遮拦,下属只能拳脚相向了。路姜锁喉之后,俱乐部口口声声称要整改,要加大教育的力度。教育的结果就是周挺、杨璞又犯了,京津冲突发生了。不得不说俱乐部领导的大爷做派已经形成“瘟疫”,逐渐蔓延到球员那里。痼疾难改,体现在赛场上就是不断出事,难以消停。
2008年11月16日下午,青岛中能主场和北京国安的比赛中,当值主裁何志彪把累计两张黄牌的堤亚戈红牌罚出场时,几名国安队的球员情绪激愤地上前理论,要不是队长徐云龙一把一把将他们推开,搞不好又要出事。“大爷”威风随处可见,俱乐部管理上的疏漏和上行下妨的景观导致了赛场上俯拾即是的火药桶。
中国足球惨淡如此,除了中国足协的责任之外,俱乐部是另外的罪魁祸首。因为,毒瘤的温床都在俱乐部和联赛中。国安俱乐部的高层对毒瘤如此清楚,为何教育不好自己的球员?由此可以扩展到其他俱乐部,职业赛场屡屡惹出事端,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俱乐部忽视了球员的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教育,当然中国足球也只能丢人现眼。
不要孤立地看到北京国安多名球员“犯事”,不要孤立地看到京津冲突,这是“大爷文化”和“渣滓习气”长期积淀的结果。中国足协要与时俱进,驱除身上的衙门作风,俱乐部高层同样要与时俱进,根除那种“我是大爷我怕谁”的低级思想。
与北京国安共勉,同时也是和所有的俱乐部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