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是个躲不开的话题。

突然受到的外力，让王燕的椎骨在她的脊髓上“滑”过，而不是“划”过。这一字之差，没有把王燕变成桑兰。

刚刚落地的王燕马上觉得胸闷，又像是被别人打了两拳肚子，总之难受无比。不过王燕的思维依然 “超级正常”，身边人说什么话，她都听得一清二楚，就是自己说不出来。其实王燕认为自己已经在大喊大叫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只能发出一点点声音，而周围的人也表现得好像并不指望她能说出些什么，这让王燕很有挫败感。

更让她无颜面对的是自己爬都爬不起来，稍后的亮相动作怎么办？更稍后的其他项目比赛怎么办？2003年，王燕在一次平衡木比赛中意外坠落，扭伤脖子，第二天照样比赛。就事发后的感觉而言，王燕并没觉得这次在高低杠上的受伤和四年前有什么不同。

想着想着，王燕进入了梦乡，实际上她休克了20分钟，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躺在高速前进的救护车上。

王燕这才知道，自己完了。

王燕在上海接受治疗的时间里，朱毅斌会犯傻，会发呆，会哭。她不是他成绩最好的弟子，但在内心深处，他一辈子都不会把她放下了。

追本溯源的话，有很多细节可以为这起事故负责。

王燕在浙江省队，已属大龄青年。这个年龄不是指她的实际年纪，而是当初与她同批的队友都已经退役，老队员中就留下她一个人，剩下的都是94、95的小孩。在这个三年一代沟的时代，王燕和队友在训练、生活中，共同语言很少，这导致她在体操馆里缺乏热情。

参加全国体操锦标赛之前，王燕在技术上还有不少需要雕琢的地方，出征时的状态不佳。在这种状态下，各种保护措施就更需要准备得当。“这里面有教练员的经验问题。”浙江省体操队的总教练汪瀛士说，“如果是我绝对会把事故避免。对于朱毅斌教练，我们也有批评教育，虽然并没罚款，但在年度考评上，对他还是有一定的处理。”

朱毅斌是王燕的老乡，1986年就以运动员的身份在这座体操馆里训练，最终因为手骨骨折而退役。

当王燕毫无预兆地从高低杠上自由落体而下时，几米开外的朱毅斌并没有痛感。一定要说出一种感觉的话，就是头脑一片空白。而一定要找出一点非空白的话，就是另一个人的名字——桑兰。

“桑兰出事的时候，已经从浙江队调到国家队了，另外当初她也不是我的队员，所以那一次我的感触不是特别深。但这回王燕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从她摔下来，到被担架抬走，再到躺在上海医院的抢救病房，我一闭上眼睛，所有的场景都历历在目，而且不停地在脑子里面回放。”朱毅斌说。

多米诺效应很快出现。赛事结束后的日常训练中，朱毅斌发现手下的几个小队员动作紧缩，学习新动作时身体明显能躲就躲。而汪瀛士在招收新队员时，也在家长那里遇到了更多的阻力，以及更多关于风险规避的问讯。

王燕在上海接受治疗的4个月时间，朱毅斌在杭州一直没能让心中的阴霾拨云见日。他不知道那段日子自己怎么过来的，虽然在队里有领导、在家里有亲人的安抚，但他依然感到无以缓解。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犯傻，发呆，也哭。运动员的一点小伤，都意味着此前几个月、几年的训练进度归零，心血白费，何况这种险些夺去生命的重大意外。

朱毅斌说，若干年后如果偶遇退役工作的王燕，他的心里还是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隐隐的东西被牵动。

王燕不是朱毅斌成绩最好的弟子，而且即便不受伤，她也不太可能在赛场上取得超越全国第二名的成绩。但在内心深处，他一辈子都不会把她放下了。

教练朱毅斌与王燕一样，被动地成为了“名人”。

6月10日前，朱毅斌从没有过接受记者采访的经历。后来虽然有了，却也不是因为什么好事。王燕的感受与他类似。

相比于桑兰由于一名外国教练突然“马”前探头而导致自己动作变形，王燕的意外其实不很意外。但王燕的幸运却是真的幸运。汪瀛士和朱毅斌都不认为，用 “奇迹”二字去形容王燕的恢复进展有多么贴切。从抢救工作来讲，保护措施和动刀水平都无可挑剔，不但及时而且到位，但最关键的问题，还是王燕的中枢神经没断。

朱毅斌一直相信王燕能够重新站起来，“但她的特殊性在于 ‘高位’，脖子那里事关呼吸，很敏感。当时王燕的头不能动，哭的时候眼泪刚好往脖子上的手术刀口那里流，很怕她感染。我一直叫她控制情绪，但小孩子还是老哭，一半是因为生理上，呼吸困难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另一半是因为心理上，王燕也大了，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她也知道这个伤万一好不了会有什么后果。”

汪瀛士认为，类似这样的重大不幸，无论发生在什么项目上，对人的打击都是惨痛的。跨度9年的桑兰事件与王燕事件，汪瀛士希望也能在积极层面上发挥作用，例如运动员的善后安置政策。“如果你不把出口的问题解决好，运动队的进口就必然受到牵连。”

6月10日前，朱毅斌没有过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的经历。后来虽然有了，却也不是因为什么好事。王燕的感受与他类似。在上海的重病监护室里，她第一次见到了中央五套的电视记者。“我不喜欢接受采访，看到摄像头就想跑，那次接受采访是因为我跑不掉。”

王燕的回避，每个人都可以理解，但这个九零后与大人们的分歧在于：“既然不喜欢，为什么不能表现出来呢？”

王燕可以开心地接受一份省队里的普通行政工作，作为九零后，她在这个问题上终究逃不出同样缠绕七零后和八零后运动员的困局。

现在的王燕有大把大把的空闲。她借来了一台名叫DS的掌上游戏机，但却梦想着它的进化版NDSL以及PSP。她正经历着17岁那年的雨季，但却从没有听过林志颖的歌。她有时跟病友去吃饭，有时也回省队上文化课。她出门前会摘掉防电脑辐射的眼镜，然后从床头的6顶帽子中选出1顶，遮盖因手术而剃掉，现在还没长长的头发。体操队原本打算让王燕练到2009年全运会后，但现在一切计划终止了。

但她就是不考虑自己的前途。

领导汪瀛士不这么乐观。“王燕的退役手续，只要她身体没有问题，能够彻底出院，那该办就办。她才高二，对口的话，可以选择考一个体育学院。但浙江大学王燕还不够格，至少要全国冠军以上。王燕确实有她的特殊性，但浙大校长考虑到其知名度而破例招收，我觉得不太可能。她的知名度和运动成绩优秀的知名度是两码事。退役运动员的安置其实是个全国性问题。”王燕作为九零后，在这个问题上终究逃不出同样缠绕七零后和八零后运动员的困局。

如果王燕没有受伤，正常退役时，凭借全国第二的成绩，她也可以从浙江体育局一次性领到八九万元的安置费，这还得拜浙江省的经济条件优越所赐。

“上层领导肯定会考虑王燕做出的牺牲。等她大学毕业后，最有可能的做法是给她在省队的办公室里安排一个搞行政的工作。这样对王燕、对社会都算有一个交代。”当记者用汪瀛士的这一回复试探王燕的接受程度时，后者称如果这样的话自己一定笑死了。

“现在媒体的采访已经很少了。希望再过几个月，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谁了。”王燕说。

这个愿望应该不难实现。

王燕伤情备忘录

2007年6月10日，在比赛时遭受重伤被送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诊断为颈椎第二、三节骨折。

7月3日，从ICU病房转入普通病房。

7月27日，王燕双下肢肌力接近正常，上肢明显好转，能坐立和自主进食。

8月7日，王燕能借助助行器站立和行走，能够打电脑、玩游戏机和写字。

10月9日，转至浙江省人民医院继续康复治疗。

她是坏脾气的“大龄青年”

跳马比赛的跑道上，桑兰身穿中国国家体操队的队服，动若脱兔。当双臂有力地将娇小的身躯撑向空中后，电视画面突然全黑，背景音传来观众的惊呼。

这是时至今日，中央电视台仍在播放的1998年美国友好运动会桑兰比赛剪辑，影像中最令人不忍的画面被技术处理。在不同的电视机前，两个浙江嘉兴人看到了这段剪辑。

7岁的王燕正在浙江省体校练体操，尚没有足够的能力理解同行这场事故的意义，所以也谈不上害怕。反正受伤对运动员总是难以避免的，自己该练照练，不要重蹈大姐姐的覆辙就好了。

已经在浙江省体育技术学院体操队任教的朱毅斌则没有这么洒脱。桑兰正是从这里被选进国家队的，朱毅斌不是她的教练，但毕竟也是在体操馆看着这小女孩长大的。他一边替桑兰揪心，一边告诫自己，万不能让手里的队员出这种意外。

然而悲剧一旦命定，9年的时间也无力躲避。2007年全国体操锦标赛，一个长发女孩从高低杠上突然摔下，倒地不起。场内不同位置的教练、运动员、观众，脑中一起闪过了桑兰的影子。

这一次，王燕和朱毅斌不用通过电视去了解这个当日全国头条体育新闻了。她就是事件的主角，而他就是她的教练，悲剧的全过程，没有人比近在咫尺的他看得更清楚。

除非王燕着重强调，外人一般看不出她走路时略有拖步的左腿，就算看出有些别扭也容易误解为小孩子在玩嘻哈路线。

发型格外假小子的王燕坐在靠窗的床边，眼神在电视机、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之间游移，玻璃窗外的天气于她没有意义。

床头柜上摆着几乎没动一口的拌南瓜，医院的饭菜显然不合她的胃口。常常一觉睡到中午的王燕，午餐营养主要来自盒装牛奶。

上海四个月加杭州两个月的治疗，王燕自称“没得精神病就已经很不错了”，但她毕竟已恢复得跟普通人几无差别。除非着重强调，外人一般看不出她走路时略有拖步的左腿，就算看出有些别扭也容易误解为小孩子在玩嘻哈路线。王燕现在的最大难关是手指的灵活性，在电脑上聊QQ毫无问题，但在超市里抓起收银员找回的零钱，或者打打扑克牌就不够利索了。于是她一天之中唯一的治疗，就是手指的康复训练。

训练被定在下午三点，王燕需要用一次性筷子练习夹取玻璃球和小铁条，在模型上反复练习系纽扣和穿鞋带。与陌生访客初次见面，她的排斥和抵触肆无忌惮。“照顾你的阿姨去哪了？”

“干什么？”

“一会儿你去康复训练的时候她不用陪你吗？”

“不用。”

“你现在还需要阿姨照顾吗？”

“你说呢？”

“觉得你已经恢复得很好了。”

“安排了人，我干吗不用？”

……

对话常常难以为继。采访机里的录音文件有着大段大段的留白。而王燕依然专注于她的动画或电影，丝毫没有调低音量的意思。

“退役后想上什么学校？”

“你为什么总打听这种小道消息？”

采访机继续留白。

对九零后们而言，对与错已经成了次要的事情。或者说，他们个人的心情和喜恶，就是当时评判对错的不二标准。

浙江省体操队的总教练汪瀛士，在采访王燕的记者前往医院前，会让对方做好心理准备。“王燕的脾气不好，一直就这样，情绪变化非常快，心情好的话也许能多理你一点。对于这次受伤她也有怨气。王燕以前觉得如果当初让她提早退役，不叫她继续练，那她就不会去上海比赛，也就不会受伤。王燕在体操队年纪最大，留她下来也是队伍以大带小的需要。”

一些不愿在报道中被披露身份的人士，也对王燕的待人接物有些微词，不是说你不能有情绪，但至少不能没有基本的尊重，教练朱毅斌为此也没少说过她。不过最后大家的总结都一样，小女孩还没长大，不太懂事也正常。

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王燕本人。后来和记者越混越熟的她，直言自己对生人向来不会客气，女记者来采访的话还好，“我对男人就是看不惯。”汪瀛士总教练在体操队里不怒自威，“其他队员都怕他，就我不怕，你去问问教练就知道我什么脾气了。我很直的，只会讲难听的话，不会讲好听的话。”

沉浸在自我世界里的王燕，对外界的看法有时让人想笑，尤其在很多话被17岁的她说出的时候。陌生人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看你，丝毫不会左右她的迎客之道，大人世界里的对错也很难成为其实际行动的指引。

对九零后们而言，对与错已经成了次要的事情。或者说，他们个人的心情和喜恶，就是当时评判对错的不二标准。

也许潜意识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过得像王燕这么快活。

朱毅斌说，在队伍里面，王燕确实比较特殊，说白了就是个性比较强。“这对运动员的训练提高往往有好处，有自己的想法当然不是坏事。但在对他们的管理方面这种个性就会成为麻烦，因为她的很多想法是不成熟的，而她还很坚持。这永远是双刃剑。”有时候一节训练课的内容比较多，王燕感到完成有困难的时候，就会产生逆反，不听你说，不给你练，愣愣地往那一站。“话说回来，她也是个小孩，体操项目的训练本来就比较苦，出现这种情况的并不只有她一个。”

“我条件不比程菲她们差，还比她们好，要不是当年得‘小三阳’，退出了国家队集训，现在说不定世界冠军也拿到了。”

桑兰曾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记者王志的采访，在被问及如果没有受伤，会怎么安排自己以后的路时，前者说只会好好训练，刻苦训练，努力训练，然后拿世界冠军。但在即将迈入2008年的时候，不要指望九零后的王燕们也给你这么练。

由于天性调皮捣蛋，王燕在4岁那年就被对体育并不十分了解也不十分感兴趣的父母送进了体校，等于从来没有念过普通的小学和中学。体校里的文化课，学习氛围可想而知。很难说，体育路对小王燕的狂放究竟是一种修正，还是一种助长。

在省队时期，王燕还坐过一次警车。那个时候的体操队似乎格外流行 “越狱”。四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屁孩，一个不想练了，准备了一大包食品躲在食堂楼上，三天没有被教练发现；一个偷偷摸摸买了张火车票去上海，到了之后发现资金紧缺，当即又买票坐回来；一个突然想奶奶了，跑到街上找公用电话，找着找着就干脆一走了之；还有一个就是王燕，逃出省队后在杭州城里随兴转悠，直到队伍报了警她才被找到。

还不知道何为责任感的九零后，尊重自己的意愿，远甚于尊重整个世界。

与省队训练基地一条马路之隔的体育局大院外，立着四座金色的运动员雕像，他们是浙江体育的辉煌代表，体操运动员楼云便是其一。王燕常常会从这些雕像前走过，但要指望她能从前辈身上汲取奋斗的力量，似乎也是个不很实际的想法。

不可否认，王燕的身体条件确实出色。即便今天练得半死，明天一觉起来照样力气十足，身体恢复能力超群。2005年南京十运会前查血色素，一般女孩指标在13、14就已算很高，王燕的结果是16.8。

“我条件不比程菲她们差，还比她们好，要不是当年得‘小三阳’，退出了国家队集训，现在说不定世界冠军也拿到了。教练一开始对我希望很高的，说我练完体操还能练蹦床，练完蹦床还能练撑杆跳，条件那么好，最后却一点都没用上。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把脑子放在体操上，最后都还能练成这个地步。有时候我也在想，自己练体育怎么就不肯花点心思呢？答案可能是我非常讨厌体操吧。”说这话的时候，王燕的脸上全是骄傲，没有一丝惋惜。

王燕个人资料

出生于1991年，上幼儿园时被启蒙教练詹瑛发现，两年后被选拔到浙江省体工大队

无奈因伤成名

王燕是谁？

一个生于南方，最好成绩不过全国第二，削尖脑袋也挤不进国家队，一辈子都没什么机会赢得社会关注的体操女孩。如果今年夏天她没有在赛场上重伤，并在最开始的几天被广泛猜测甚至定论为“桑兰第二”的话。

必须承认，假如没有颇具国际影响的桑兰事件在前，让人们深刻领教一个瞬然而至的体操失误究竟可以多么绝情和残忍，王燕在9年后的“复刻”，未必能在举国上下掀起多大波澜。一个很好的参考是，就在这个月初，在同一个上海城，一名不满18岁的射击运动员被队友用飞碟散弹枪射中腹部至死，便远没有形成与王燕事件等量齐观的热议。

桑兰1981年生，王燕1991年生，两个来自同一座体操馆的女孩，八零后未平，九零后又起。炒作“零后”概念其实无甚意义，但王燕身上毫无掩饰的不知所畏，以及“已经死过一次”由她轻松说出时散发开的味道，还是轮廓清晰地给九零后们画了像。

至少目前为止，被不断涂上各种色彩的九零后们还没有形成当初八零后与七零后之间的高反差。这个最大者也未满18岁的新兴群体，还不具备打进社会主流的力量。但这只是时间问题。

2007年留给王燕的记忆，一生难以磨灭。我们的记者则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礼拜，来到烟雨蒙蒙的杭州，走进王燕的医院和运动队，在对各种愿意和不愿意公开身份的人士的采访中，审视一个17岁的运动员，除了“椎骨脱位脊髓损伤”之外，绝对是平淡无奇的体育轨迹。

王燕在浙江嘉兴长大，进入体操之门，一路练到杭州的省队，最后在上海比赛时遭遇“工伤”，不得不终止已持续十几年的运动生涯。康复之后，王燕会和其他正常退役的队友一样，联系一所学校，读书、毕业，融入浩浩荡荡的应聘大军，找个男朋友，在难以预知的城市里一起为生活欢喜哀愁。

由于体操运动员成才早和突生重大意外的双重原因，人们在2007年注意到了名不见经传的王燕。而我们则想通过她的特质细节，树立一个中国九零后运动员的样本。无论这个样本带给非九零后怎样的感觉，今后中国体育的顶梁柱们，恐怕都莫不如是。

竞报记者李岩

　　(本文来源：竞报 )